你在这里

一滴泪(20)

终于到了合肥!到行李房一问,才知道行李还要等几天才到。我们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党校招待所住宿,地址是屯溪路,离车站很远。我雇不起三轮车,只得硬着心肠把一家老小带上公共汽车,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谓招待所原来是寒假空着的学员宿舍,屋子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取暖设备。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我们赶到食堂,晚饭已经开过了。我赶紧买饭票,买了一些冷菜冷饭。行李没到,没有铺盖,只好穿着衣服睡,真怕老的小的冻坏。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搭公车找到省委去报到,接待处的干部说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离北京前领导说分配我去安徽大学,他让我过两天再来问。我讲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困难,他说大家都忙着大跃进,个人有困难要克服。隔了两天,我又去省委,接待的换了人,还是说不了解情况,教我耐心等待。第三天,我惦着取行李,去火车站看看,一到就看见我的行李乱七八糟地堆在外面,我赶紧雇了两部板车,把东西运到住处,晚上总算有被子盖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天天碰钉子。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我又准时去,接待的干部才说大家都忙大跃进,有些小事不接头,我提供的线索很好,确实是分配到安大,我可以持省委介绍信去报到啦。我回到党校,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拦住两个拉着空板车的农民。一问,知道他们是从郊区公社送东西进城的。我诉说了我的困难,央求他们帮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学,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两个小娃娃。他们面有难色,经我好说歹说,又忍痛答应给每人十元钱,(二十元占我当时月工资三分之一),他们终于跟我进去,把行李分装两部板车上,一部上面坐了丁丁,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我只能跟着车子走。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安徽大学,距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个星期!

这座大跃进的产物是建在郊区一片乱坟岗上的。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教职工宿舍一律按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校领导干部住的是盖在校园安静的一角一栋栋雅致的两层小楼,每栋都有五、六间居室。教授和处级干部住的是奶油色的两层楼公寓,每家有四居室一套。讲师和科级干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层楼公寓,每家有三居室一套。助教和其它职员都住在红色的三层楼公寓,统称“贫民窟”。每套两小间或两间半,没有卫生设备,每层三户合用一个蹲坑,各家的煤球炉都放在过道里。理所当然我分到的是贫民窟131楼最小的一套,虽然我有四个户口。奶奶住一间,我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我想尽办法,东西还是放不下,大门关不上。好在我们老小都困得睁不开眼,就“夜不闭户”,一觉睡到天明。上午,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向系领导求情,经派人调查核实后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点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搬家,大致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去外语系办公室报到上班。我问系办公室汪主任,我教什么课程。听了我的问题,他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什么课程?”

“北京的领导对我说分配我来这里教英语,因为新成立的安大外语系缺少英语教师。”

“我们确实缺少英语教师,但是你怎么能上课呢?不行,绝对不行。你爱人是极右分子,正在劳动教养。你是他的家属,怎么可能在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教社会主义大学生?这是明摆着的事。李怡楷同志,我们了解你会打字。我们也缺少英文打字员。领导上决定分配你当英文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对吧?我们希望你对安徽大学的大跃进作出贡献。你这就去向小组长报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和一丁同年,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提到她爱人,一位俄语讲师,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她脸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来!大跃进热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陈忙得不可开交。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离开北京之前,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谁会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安大也是“政治挂帅”。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星期日经常放卫星。工作这么重,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一个大的要抚养,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小组长,绰号“小辣椒”,原来又是一个“小左”。她总找我的岔,监视我的行动,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责成我必须“暴露思想”,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然后我就坦白承认,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喂小的、管大的、烧饭、洗衣、搞卫生,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脑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因此妨碍思想改造。“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又送去劳教,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对你爱人,是如何宽大。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否则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那是十分危险的。”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我无法和她较量。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治病救人”的口号,启发我自投罗网。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身为右派家属,挨批、挨整、被歧视、被孤立,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干、山芋面、玉米面、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营养根本谈不上,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哄骗自己。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也无济于事,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我的体重不断下降,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而且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还要带两个小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丁白天上幼儿园,由我接送。一毛没人管,我只得雇一个阿姨带她,帮助做点家务事。每月工资二十二元,占我工资40%。简直是发疯,可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日子虽说难过,但我觉得,宁坤被迫流放,我怎么样也得咬紧牙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谢天谢地,没有发生更坏的情况。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区肥东县乡下的农民,一副朴实的农民面孔,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我们相处得很好,也许因为我们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吧。我把孩子和家交给她,很放心,相安无事过了好几个月。后来,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保卫科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又怎么啦?我有些紧张回到屋里,发现一名保卫科干部坐在外屋一张小折叠桌旁边,小高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儿?”我惊慌地问道。

“你让她自己给你说吧。”保卫科干部冷笑着说。

“小高,你说吧。”

她突然掉转身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李老师。”她放声大哭起来。“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待我像自家姐妹,我反而对不起你。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干这种事。要是我再干,你就杀了我。李老师,请你饶了我吧,救救我吧。你一定会饶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吧……”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难堪。我自己是一个入了另册的人,如今眼看一个如此悲痛的姐妹,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跪在我脚下求情,我真受不了。

“小高,快站起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一边劝她,一边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她哭得更凶,一开口就语无伦次。保卫科干部插话,告诉我一名巡逻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从校园围墙的墙头扔出去,由站在墙外的她嫂子接着。我本来常认为自己穷得像乞丐,想不到这个农家妇女却还来偷我!保卫科的人说,看来她是初犯,给予宽大处理。不过安大校园里她是呆不下去了。这可难为我啦!让她走,一毛怎么办?不让她走,我就是在家里窝藏小偷?天哪,为什么这种事非得落在我头上?

“如果她现在就走,我孩子没人管。”我考虑了一下以后对保卫科干部说。“我想留她在我家,等我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再让她走,当然要保卫科同意。”

“李老师,你担风险吧。”他同意了。“不过,你要承担责任,如果她再犯案。”

保卫科干部一走,我让她先洗脸,然后在单人床上坐在我旁边。我不能决定对她说什么。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她这样一来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如果她真的缺什么,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讲?我再穷也会尽力帮她的。现在我一定要让她明白,偷盗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她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那样我是否会对她作出过分严厉的裁判?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裁判她呢?仅仅因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穷农家妇女偶然拿了我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不,我不能那样教训她,我得为她着想。她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在我孤单时跟我作伴。现在她碰到了困难,该是我帮她了。

“小高,别太激动。你犯了个大错,也没法挽回了。眼泪是洗不掉的。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大家生活都艰难,人难免受到诱惑。我决不会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姐妹。现在你也不能为这件事跟自己过不去。这很重要,你听见吗?学校不让你呆下去,我认为呆下去对你本人也没什么好处。你也许不愿意回家,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块一个月了。但是你可以守着爱人和孩子,那可比我强多了。从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你会活得更好的。先呆在我家,等我决定怎么办。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你听见了吗?我们俩还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打住,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气了。我得马上回去上班。等毛毛醒了,替我亲亲她。”

这新的难题成了我沉重的心事,常让我夜里睡不着。我怎么办?小高非走不可。我也害怕再找一个阿姨,不定会出什么问题。其实我根本雇不起阿姨。我得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资。每顿饭,我总让一丁先吃饱,然后自己才吃。我已经没什么奶,一毛要喂稀饭,几乎用掉我们全家的大米定量。鲜牛奶是专门供应高干的,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为她搜购奶粉,虽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制品。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经有明显的浮肿症状。我知道我应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翻来复去思考之后,春节假期快到时,我无可奈何地决定和一毛分手,把她送到天津去托付给我娘。这个十九个月的小女儿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又要被迫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如果我们在家生活这么艰苦,宁坤在北大荒劳改营的日子不知要更艰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运最拥挤的时候带两个小孩挤慢车去天津。旅行一度是赏心乐事,现在却好像从一个恶梦走进下一个恶梦。客车永远是拥挤的,但在春节假期就挤得水泄不通。小高送我们去火车站,然后就回家。事前我警告她不许哭,但她还是哭了,又给孩子每人买了一小袋水果糖。我们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等了个把钟头之后,终于被周围的人推到站台上。我左手抱着一毛,右手搀着一丁,小高从后面把我们推上了一节硬席客车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人,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我想我也得赶快坐下,要不然可能就没空了。我把一毛抱在怀里,让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这时已是半夜,孩子们很快就睡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清早我们到达蚌埠,换车去天津。候车室混乱不堪,挤满了大人、小孩,还有行李、箩筐、扁担、活鸡活鸭、各种蔬菜,空气中弥漫着烟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块空地放下我们的包裹,对一丁说:“妈妈得去排队买票。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妈妈。你四岁了,是大哥哥,你看着妹妹,不要动。”一丁笑着点点头。我花了一个钟头才买到票,回到原处,看见一丁在打磕睡,毛毛却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猛一下把一丁推醒:“丁丁,妹妹呢?”他一脸害怕的神色。“我不知道。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她不见了。”我赶紧说:“别害怕,丁丁乖乖!呆在这儿不要动。做个好孩子,听话。妈妈去把妹妹找回来。”其实我倒感到很害怕,拐卖小孩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从大厅一头一直到另一头,一路喊着:“毛毛,毛毛,你在哪儿?妈妈在找你,快到妈妈这儿来,毛毛,毛毛!”没有回应,没有毛毛的影子。我感到惊慌失措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到大厅的角落找过。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等我到了最后一个角落,才看见我的小宝贝蜷缩在污秽的水泥地面上。她边哭边喊着“妈妈!妈妈!”我在几个人身边绊过冲到她跟前。“毛毛,毛毛!妈妈在这儿!别哭!别哭!”等我把她抱到怀里,我倒哭起来了。我使出全身气力拥抱她,吻她。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棉大衣不见了。“毛毛,你的大衣呢?”我惊慌地问她。“我不知道,不知道。”她哭着说。“没关系,别哭,好乖乖!”我把她抱得更紧。一丁跳起来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妹妹。我们是最后上车的,当然没有座位,不过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怀里,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见到我和两个外孙,又惊又喜。等我告诉她这次为什么回家,她止不住流下眼泪说:“怡楷,你怎么受得了这么多罪!你理当把毛毛送到你娘这儿来。不回家,你该去哪儿?要不有个娘有啥用呢?不过你会很想她的。”

娘说得对。我知道我会很想她的。但是感谢天主,她有一位慈爱的姥姥收留了她。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