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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中校站长黄湖荣的“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将全国分为了五个战区,每个战区为了保证军事物资的征集和运输,都成立了战区兵站总监部,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在广州沦陷后就设在韶关曲江,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而迁到了广西柳州。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梅县人黄湖荣一直都在总监部任职,从中尉一直晋升到中校,担任过记账员、科长和第一分站站长,在此期间他也加入了国民党。前线的战斗,离不开后方物资的供应,虽然黄湖荣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杀敌,但也算是一直在为抗战工作,在有些战役中押送物资,运送部队,都是亲力亲为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算是一个抗战的老兵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原来军队后勤供应机构改编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该司令部在广东设立广东局,黄湖荣任广东局第38分站中校站长,38分站设在汕头,后移到海南岛,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除了正常的物资征集和运输外,还负担着军队北上的运输任务,当时国民党在广东的军队很多都是从此运送到北方的。1947年,黄湖荣被排挤出兵站,来到广州,经过一年多时间无事可干的消沉之后,在1949年8月,在时任广州税务局税稽处处长,也是他的堂兄黄开荣的介绍下,进入广州税务局工作。以后,中共入主广州,黄湖荣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在广州税务局中区分局工作。

新政权在五十年代中前期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也对国民党旧军政人员进行审查,黄湖荣多次彻底交代自己的过去,由于态度诚恳,基本上都过关了,并定性为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他继续在广州税务局工作,并且还升任为股长。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他在整风运动中发表“错误言论和谬论”,再加上他本身有历史问题,因此在1958年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于同年的5月被送到广州市政府在连山县的农场进行改造,这一年他四十四岁。1959年回到广州,继续劳动改造,应该在六十年代初被送到东平农场,一直到文革中被遣送回原籍。

黄湖荣自被送到农场改造以后,思想上就一直想不通,觉得自己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但也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中,打日本鬼子总不至于有错误吧?而且,即使在抗战后,他也没有镇压过共产党和屠杀过群众,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有点牵强,他自己觉得委屈。有着这样想法的黄湖荣,在改造中自然也不是很积极,在六十年代前期,阶级斗争越抓越严的形势下,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专政的力量让他不得不屈服于形势,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批斗会后,他对组织上表示要认罪,痛改前非。

六十年代中期,四清运动在东平农场开展,他再一次成为批斗的对象,他需要很好地检讨自己,深挖思想根源,同时要向组织交待他有过怎样的“坏思想”和不良行为。在笔者所见到的同一批东平农场四类分子的档案中,都有很多的“思想汇报”和“向党交心”之类的材料,黄湖荣的个人档案中也保存有他在四清运动中他写的汇报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也只有经过百般磨难的改造人员才能写的出来,里面所反映的“坏”思想,也是他们真实处境的写照。以下是笔者从黄湖荣档案材料中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

【我曾想过:我在旧社会里没有读过军事学校和政治学校,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生活,过到反动后勤机关混饭吃,从来没有杀害过共产党人,也没有为害过无产阶级劳动者,解放后一直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结果还受到七年长时间无了期的改造,觉得自己很委屈,组织上对我这样的处理未免过分一点。

认为在四类分子当中极大部分历史性问题,在旧社会里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造成的,这些人只要能够真心接受党的教育,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应该作为犯人看待和给予无限期的强迫改造,对他们的子女也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

我的思想常有这样的矛盾,即一方面认为民主党派不外是做人的应声虫,做别人的尾巴,但另方面又悔恨自己不早日加入民主党派免至今日长期受苦。(笔者注:黄湖荣在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任职期间,其上司有黄和春、缪哲民、李洁之,这几位人士为民主人士,中共建政后均有较好的安排,故黄湖荣有此感慨)

我曾想过,共产党比日本人还厉害。日本人打到中国一块土地之后,还来一个怀柔政策收买人心,但共产党可不是,对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和有思想错误的人,当作一笼鸡,长期关住,任其磨灭,这是历史以来所仅见。(1965年9月22日写)

在加勒比危急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苏联由古巴撤出导弹的消息之后,精神上感觉轻松愉快,当时我心里这样想,苏联采取这一措施对于我们四类分子都有利,因为国际局势缓和了,最低限度政府对我们这般人都不会抓得怎么紧,我们可以少受一点痛苦,后来每一听到越南战事或蒋匪帮反攻大陆的消息,我思想上都受到同样的波动,认为一切问题能够和平解决都是合理的。(1965年8月9日写)

62年初盛传四类分子和学院全部可以返回原单位安排工作,一段时间各人精神上都感到极大安慰,可是没有好久蒋匪帮又在叫嚣要反攻大陆,在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备战镇反的同时,并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理,当时我一听到这一消息心里很气愤。自己曾这样想过:“国民党真是害人害物,没有半点本事,整天在那里叫嚣,不如快点断气吧,不要留在那里害人了。”言外之意就是“有本事快点打回来,没有本事就快点死下去”,脑子里充满了反动透顶的坏思想,实质上就是埋怨国民党没有力量回来救自己。

党对四类分子的改造是无了期的,越改越坏,初说一二年可以归队,逾时五年多连选举权都把它除掉,现在索性一脚踢,把将转到农场,改死为止。

由资本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一段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这些话意味着四类分子的改造无了期,我国政府对四类分子采取无限期改造是恃中国人口多,不在乎,这是对国家人才的糟蹋。(1965年9月17日写)

现在学生升学几乎成份决定了一切,如果家庭成份不好的儿女,任你聪明绝顶,要想升学也是徒然。这里面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才。虽然整风也曾申明过:出身在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一切都决定在个人自己,但事实上都是讲一套做一套,我想这种办法不很好,将来必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反感。(1965年10月8日写)

1959年初我国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政府曾叫大家实行三餐干饭任吃,但是历时没有好久,又要大家节约粮食,每个人都要定量定额,搞得非常紧,那时我对党和政府发生很大怀疑,心理这样想,解放以来我国粮食是全面增产的,为什么现在突然变得这样紧呢?这可能是政府偏重支援其他兄弟国家和偏重于争取外汇而不顾自己人民的生活。

59年初在连山改造时候,每天口粮少,劳动时间又长,以致弄成疾病,我想人保科长说共产党对我们宽待,其实是对我虐待折磨,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拖累,早日离开广州,最低不至于有今日的受苦,将来有机会,我要把共产党对我们虐待的事实,一一写出来向海外同胞进行控诉。(1965年9月13日写)

在1958年整风期间,我看到有很多人鸣放大字报之后,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候,我内心想对这些人表示很同情,我曾这样说过:共产党自己叫人帮助整风,叫人多提意见,现在人家把意见鸣放出来,说错了几句话,又把人扣上帽子,这样不是善意出发。

又在1961年冬,由麻石厂被调到红路畜牧队养猪时,看到公家用来喂猪的番薯,心里顿起贪念,偷窃过两三次用来充饥。这些都是我的非法行为,兹检查向组织补充交代。(1966年4月14日写)】

这些历数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写于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也正是四清运动期间。在这些交待、交心材料中,很多是讲包括他在内的四类分子处境的,无论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国内局势的变化,对于四类分子来说都是大事,其中对国民党的“恨”,巴不得它早早灭亡,实际上是对自己命运的担忧。无休止没有尽头的改造,让他们根本看不到未来,因此才有了这些想法。

1966年4月24日,东平农场四清工作队召开了对黄湖荣的评审会议,黄湖荣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交代,之后群众对他的交待进行了批判,多数群众认为他避重就轻,思想认识不够,还不能过关。为此,黄湖荣写下了以下《群众意见的补充和评判》,更进一步把自己说成是罪恶深重:

【1、说打完斋不要和尚的目的企图:

我说打完斋不要和尚这句话,首先是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不能认罪、服罪,没有领会党给自己改造的意图,因而产生思想抵触情绪。同时还想到自己从解放以来的十年当中,的确是真心真意投靠人民,想在平凡的工作上向人民革命利益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想不到有此突然事件的发生,这样我便斤斤计较在个人得失,强调自己过去的功劳,认为党是“打了斋不要和尚”,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党把我送来农村改造并没有否定我以前工作成绩,而是要我通过劳动改掉一切反动剥削思想残余,从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事实上我过去在旧社会长时期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今日在新社会与广大劳动人民是不相容的,但是我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竟然以怨报德,把×看成恶意对待,这一错误是我长期以来所存在着的反动思想本质支持下所产生出来的,今后自应加以克服。

2、过去有什么罪恶,是不是没有杀害过共产(党)和人民:

有人指出我过分强调从来没有杀害过共产党和人民,对自己历史罪恶检查得不够深刻,没有彻底进行批判。诚然,这是由于我的顽固头脑不能做到彻底检查,因而没有正视罪恶的严重性。前头我已说过,在抗战期间,我在伪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的时候,曾经替国民党反动派运输过很多反动军队和粮饷械弹,去壮大反动势力,维护蒋统政权,这就是我帮助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事实,我亲自拟办文稿以总监部名义命令下层单位征集民间车船也都是对劳动人民的危害,现在检查起来,我过去虽然没有亲身拿枪去杀害过人,但是间接也做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人民的帮凶,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点也不能推卸,一点也不能隐瞒。

3、对争取革命的下一代问题:

又有人向我指出,我叮嘱孩子不要入团入党问题,并不止于不问政治和明哲保身问题,一定还有变天思想或其他打算,这问题经再三深入检查,的确难于自圆其说,我曾经对自己打了几个问号,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会产生明哲保身的思想呢?要是对共产党有坚强的信念,自己会不会去拖孩子们的后腿呢?答案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没有根除,灵魂深处还存在有变天思想,恐怕将来国民党真的回到大陆或者其它第三势力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话,孩子们不会好像自己目前的改造受苦。

国民党反动派在他统治中国期间,做尽了对人民不起的许多坏事,他们是制造中国四亿伍千万人民走向贫穷困苦的根源,蒋介石和他的集团都是被全国人民所唾弃的,他们正在走向死亡的道路,要想返回大陆是梦想的,新中国在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从胜利走向胜利,国防力量稳如磐石,任何反动势力要来进行侵犯更是全无可能,我的错误看法是多余的,它只能阻碍自己的进步,影响自己的下一代,我应该深恶痛绝这一错误的思想,不让它继续发生,今后尤应鼓励自己儿女积极参加党团组织活动,争取做一个红色接班人。

4、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目的:

我过去希望中国也出现修正主义,走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道路,当时的思想动机虽然是为了考虑个人得失,幻想将来能够取消阶级,可以避免自己改造的痛苦,但实质上就是变天,期望资本主义复辟,我的反动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今后自当时加警惕,把它彻底消除。

5、拉拢青年职工目的在那里:

我过去拉拢过青年职工李育新,也曾拉拢过伍海初,都以小恩小惠和各样卑鄙手法去进行的,我先头检查的思想动机是收罗他们,企图×到他们放松对自己的监督,自己可以少做一些工夫。其实并不止此,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的目的企图还牵涉到和共产党争取下一代,削弱和瓦解分化人民力量问题,我这种做法是极其恶毒的,党号召现代青年要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希望他们积极劳动,参加生产,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接班人。而我却把他们引向消极怠工和党唱对台戏,直接起了一个破坏作用,情节是严重的,我当时之触怒群众受到斗争时应有的惩罚。】

针对群众的小题大做,自己也就只能给自己上纲上线,希望能够过关。即使如此地“坦白”,也没有得到“从宽”,他还是在1966年6月15日被四清三元里分团定为“列改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9月被作为“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停发工资,这一年他52岁。

回到家乡被监督改造的黄湖荣的日子也不好过,在1975年他曾向白云山农场(东平农场在1970年与白云山农场合并,合并后的农场叫白云山农场)写信诉说自己的状况:

【自我回乡后,家庭情况变化很大,主要在儿女婚姻和他们工作前途受到我的影响,特别是农村四个男孩子,大的现在40岁,小的现年27岁,都是没法找到配偶,因而经济生活日趋下降,自从四年前其母去世之后,由于全家无一妇女主持,个个都在对我埋怨,几至毁不成家,这样便引起了父子和兄弟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以致本人有病无人料理,每一想念将来年老无所依靠,内心感到极度痛苦。而在广州的家庭儿女对我生活则比较关系,但远隔千里,回乡十年来只是请假批准出去见面过两次,他们有心无力照料不到,因此除本人经济生活外,还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即:农村孩子受累的发生矛盾问题和与广州儿女团聚见面问题,亟盼领导帮助解决。】

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下一代,但事已如此,他也无法改变,这封信也没有给他解决任何问题。1978年,开始落实政策,他才由家乡回到农场,复工复户,这一年他已经64岁。1980年,黄湖荣从白云山农场退休。

中校军官黄湖荣的“故事”就讲到这了,笔者想要读者知道两个事实:一是国民党抗战老兵在1949年后的磨难,二是通过所引用的材料了解当时四类分子的处境。

本文所引用的材料均来自他本人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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