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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伟人与罪人

邱吉尔(左)和张伯伦一个被视为国家英雄,另一个却被视为罪人。

英国名相邱吉尔从首相之位退下来超过60年,逝世也已是半世纪的事,可有关他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仍不绝于市。有出版社再三出版他的演讲集、书信集;有作者重新写他的传记;有的把他的二战回忆录《The Gathering Storm》搬上电视,还找来老牌演员Albert Finney(阿尔拔芬尼)演这位名相;甚至还有以他命名的香槟。

为张伯伦呼冤

最新力作要数《黑暗对峙》(Darkest Hour)这出电影。它像近年不少讲述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作品那样以小看大,从个别历史段落观照更大的历史格局,添一点深度及人味,减一点cliche与说教。试想想现在再拍一出从《慕尼黑协议》到1940年法国投降的大堆头历史电影只怕谁也淡出鸟来。

以电影比电影,《黑暗对峙》比较《Dunkirk》好看,多些感染力与张力,抓住正邪对决核心之余也没忘记人性软弱与挣扎。加利奥文靠增肥及化妆术扮演名相邱吉尔算是不错,可惜表情多了点凝重,少了点playfulness,比阿尔拔芬尼稍逊一筹,喜好冒险及吃喝玩乐充满maverick意味的邱翁要演活可不容易。

电影中对主和的首相张伯伦及外相Halifax算是手下留情,尽管最后还是以“事败”离职收场,但至少让他们阐述了主和及希望谈判的理据,不至于被简单化为懦弱的卖国贼。

也许学者、电影人早该为张伯伦及Halifax呼呼冤。从历史回望,他们代表的appeasement policy已被钉在耻辱之柱上,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少数派,在英国三十年代的political establishment其实是多数。他们选择议和其中主因是一次大战的惨痛教训。

从火力、战争的激烈程度看,二次大战当然比一次大战更厉害,但一战死伤人数特别是青壮男人的比例却高得多。法国有超过140万士兵阵亡(大部份是16至45岁的男人),德国有200万,英国本土也接近一百万。每一条乡村、每一个小镇都竖立了纪念碑纪念一战当地的阵亡将士。这样广泛而惨重的人命牺牲是前所未见的,此所以英国人所说的Great war说的不是二战而是一次大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战阵亡将士遍及各阶层,从贵族子女到牛津剑桥毕业生到矿工无一幸免。战后有统计就指牛剑两家精英大学的学生中有百分之二十在一战中埋骨异地,伤了大好家庭也大挫国家元气及人才库。

张伯伦及Halifax都是一战走过来的人,他们内心绝不情愿再爆发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欧陆total war式大战,希望回到十九世纪那样的有限战争。希望像一战前般让德国拿回一些地盘、利益,大家便相安无事,继续在原来的秩序正常过活。这正是为什么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让德国成为中欧霸主(占领捷克)的协议时会真心相信协议是“Peace of our time”。

再从理性上看,1940年5月德军横扫中、西欧,法国濒临投降边缘,英国仅有的一支几十万人常备陆军则被重重包围于Dunkirk,随时全军覆没。从军事、政治常理看,英国根本无力跟德国战下去。与其英国全军覆没后被占领倒不如在仍有点筹码时体面的认输讲和以保存元气。从realpolitik而言,这样的考虑不能算错,尝试和谈怎可能是错呢?

可惜,他们的对手是非常规的希特拉及纳粹主义,是对手要全面驯服,要以极权主义消灭其他文明。面对这样的人,只有邱吉尔的“狮吼”才能保住尊严,只有邱吉尔才能成为希特拉的对手。伟人与罪人就这样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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