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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4/7)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作为,他那划时代的事业与其说是从创建湘军开始的,不如说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起步的。至于史学家们将他所奠定的这一事业是称作“洋务运动”还是誉为“自强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不同的命名之下,曾国藩及其整整一代文化精英为把中国历史推入现代文明社会所做出的实际成就。虽然这代精英在学识上大都从宋明理学起步,但他们没有丝毫理学家们的迂腐和纸上谈兵。因为他们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轮船、铁路、工厂、矿山、电讯、报纸、出洋留学、出国考察、新式学堂乃至现代都市,现代社会的一切基本设施,物质外观连同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全都经由这代精英的努力而得以确立。当象征着古代天下的庙堂和江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同时显出了衰败景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曾国藩们在庙堂余势和江湖残迹之间着手构建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这与其说是一种侥幸,不如说是一个奇迹。说侥幸是因为庙堂和江湖的两败俱伤正好为社会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说奇迹则是意指在朝廷和暴民都不愿意天下变成社会而都更乐意死守着传统的生存方式的文化心理的重压下,这代精英以毕路褴缕的坚忍开拓出了中兴的局面。过去有历史学家曾把这种中兴局面混同于盛唐气象或康乾盛世那样的王朝振兴,从而低估了其中蕴含着的历史变更意味。虽然这种中兴局面最后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庙堂势力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江湖暴动的前后夹击下毁于一旦,但由此奠基的中国现代社会却并不因为这的摧残而夭折,相反,在经历了种种艰险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正如朝廷的腐败和洪秀全的身体叛乱从庙堂和江湖两方面同时展示了历史的泥泞一样,曾国藩们的努力使整整一代文化精英体现了空前的历史创造力,从而给由此开端的中国晚近历史带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气象。而且,十分有趣的是,相对于满清王朝当年由北向南的军事扫荡,曾国藩们的崛起却是由南向北的文化振兴。与北方的王朝暮气不同,南方显示了蓬勃的朝气。就是以曾国藩本人的经历为例,也可看出南北气象的不同。当年曾国藩在京城及第为官,虽说也不无显赫荣耀,但在建功立业上却一事无成。及至南下奔丧,才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真可谓在京城立足,在湖南举业。湘楚之地,以充沛的地气,孕育了一代精英,领袖群伦,奋发图强。从广州到上海,从珠江到长江,两广、两湖、两江,东南半壁江山,成为中国历史步入现代社会的风水宝地。而同样饶有意味的是,在围困天京、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曾国藩让进驻上海的历史性使命落到了李鸿章头上,这既是成全了他的这位得意门生,也是让上海这个中国晚近历史变迁过程中举足重轻的城市获得了天赐良机。因为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这位中国现代社会的奠基者在造就一个现代社会的具体作为上更具操作能力。正如曾国藩与南京这个古城有着不解之缘,李鸿章与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人的形成应该从李鸿章的入主正式算起,一如中国现代社会的确立得以曾国藩为标记。这二位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创者,都是在南方如鱼得水,一旦北上,便呈败象。相对于南京的辉煌,曾国藩在天津被教案风波折腾得声名狼籍;同样,对照在上海的成功,李鸿章在北洋水师惨不忍睹。在同时代的人杰之中,也许左宗棠是个例外,他居然能在西北取得那么大的军事胜利和治平业绩,但即便如此,他一旦入京担当朝廷命官,即刻洋相百出,最终只得知难而退。如果可以把以朝廷为中心的北方中国看作传统天下的象征,那么以现代都市为核心的南方中国则以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新兴形象成了现代社会的标志。

如果从这南北气象上的差异回首当年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海防和塞防之国策上的分歧,就可以看出这种分歧在历史文化心理上的实际内容。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乃至曾国藩一样,同属那一代风貌独具的创业者,但相形之下,左宗棠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李鸿章则是一个着眼于都市文明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新式领袖人物。左宗棠的平定回民和收复新疆,就近而言,不无林则徐式的爱国情绪,就远而言,则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的悉心模仿。在一个西学东渐、天下转入社会的时代,左宗棠那种“今亮”式的人生抱负绝对不是合乎时代潮流的而是古色古香的。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一个成长中的中国现代社会构成致命威胁的不是来自回民和新疆的叛乱,而是来自海上的邻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日本之于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具双重性或曰两面性的邻邦。作为中国社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参照,日本同时扮演着敌人和朋友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角色。日本这个岛国没有左宗棠关切的塞防问题,却有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新派精英人物在明治维新上的成功。于是,这个一向呼吸着中国文化气息的岛国突然一下子长大了,长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不仅有着与老大帝国比试比试的强烈兴趣,而且有着向外扩张的野心和欲望。李鸿章作为一个精明的外事专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位邻邦的这种特征。相比之下,西方列强在中国仅仅本着图利的原则,即便后来八国联军攻入京城也不过以索取利益告终,而这个东方岛国长成之后对中国产生的欲望就不仅仅是谋求利益,而且怀有吞并之心。古训有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之说。东方强国只能有一个,整个生存空间不允许二个实力相当的强国在东方同时崛起,对峙,更何谈友好相处,其乐融融。李鸿章深谙此中堂奥,从而把目光从传统的帝国版图转向了隔海相望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国策的实质,也就是那一代精英与传统王朝的根本分歧所在:一者要推进中国历史的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一者要维护老大帝国在君临天下上的权威和尊严。由此可见,在李鸿章的维新立场跟前,左宗棠的好大喜功显然是守旧的,表达了帝国王朝对版图的看重和传统士大夫对土地的怀恋。

曾国藩那代精英之于历史的开拓,正好比春天的景象,大地苏醒,万木峥嵘,并且又正好以三个人物象征性地标记出三春的风光,以曾国藩为标志的初春,以李鸿章为标志的仲春,以张之洞为标志的暮春。就人物所体现的文化生命力而言,一春弱于一春,李鸿章弱于曾国藩,张之洞又弱于李鸿章;但就他们所开创的历史进程而言,其春色则是一春浓于一春,在曾国藩时期的现代中国社会还仅仅是个雏型,如同涓涓细流一般,到了李鸿章时期便初具规模,呈现出江河气势,及至张之洞时期,尽管就人物本身的生命品质而言,南皮远逊湘乡,但历史的社会趋向却犹如江海汹涌,势不可遏。这代精英虽然都各有不同的抱憾,诸如曾国藩之于天津教案,李鸿章之于甲午海战,但他们的努力毕竟将一部全新的中国历史开拓了出来。在整个清室王朝气息奄奄的时候,曾国藩这代创业者遭遇慈禧太后这样一个“恶婆婆”实在是天大的不幸;然而,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本身却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无论慈禧如何凶残阴狠,也无以为虑。特别是当慈禧与义和团拳民联手以排外的方式阻止中国历史的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就遭到了其时正雄踞南方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三位两广、两湖、两江总督以“东南自保”为名的坚决抵制。庚子事变可谓慈禧之于中国社会的最后一个杰作,正如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北洋水师挫了李鸿章,此时的义和团暴乱结束的乃是慈禧本人的气运。朝廷和江湖向社会的这次联合出击非但没能阻止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反而加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化。虽然在整个中国晚近历史上,一代一代的精英们所谱写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但庚子事变之后,中国历史的社会化趋势却已势在心行,即便不想为也得为之了。尤其是慈禧归西之后,在现代化社会化的历史潮流面前,朝廷作出的姿态和采取的措施比当年康梁变法所提出的方案还不得不更激进。相形之下,自强运动的最后一代领袖张之洞反倒显得苍白了。尽管张之洞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化进程中也是一个政绩卓著的代表人物,但他的事业毕竟不如曾国藩那样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一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其规模“不出湘乡”。而且,相对于他们这代精英的经世事功业绩,张之洞那个“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显得不无牵强。

从根本上说,曾国藩们的事业乃是无言的。这样的无言意味即便后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所谓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也深得要领,从而提出不讨论理论得失,致力于“摸着石子过河”。由此可见,将一件无言的功德诉诸言说本身已经是相当不明智的,更何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就理论而言也是可疑的。因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融是不以体用为界分的。虽然中国文化有注重道德规范的伦理特征,西方文化有技术文明的显著成就,但彼此都有各自的体用性能。正如西方文化之体在于其头脑的充分开发,中国文化之体在于内心的自我修炼;而与头脑文化融入内心文化的过程相应,便有了整个中国历史从天下之体向社会之体的过渡和转化。曾有人说“皮之不存,毛何附焉?”同样道理,体之不存,用何出焉?倘若一个国家的天下之体变成了社会之体,那么其用就必然是与社会相应之用;而假设一个国家依然滞留于以庭院和江湖为互补的天下时代,那么其用就不可能是与现代社会相应的技术文明,而依然只能是与天下时代的庭院秩序相依存的伦理纲常。

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家虽然身处与曾国藩、李鸿章相近或相同的地位,但在其内心深处却十分眷恋被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扬弃的传统时代。张之洞的双脚已经跨进了社会,但他的头脑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天下,从而将他留在传统天下的那个脑袋称之为“体”,将他跨入现代社会的那双脚称之为“用”。在此,比较糟糕的是,假如张之洞的体用之说仅仅是夫子自道,那倒也罢了,但他偏偏用来总结和概括整整一代社会精英的创造和开拓;而且更糟的是,后人又根据他的这种说法去读解曾国藩们的努力,将曾国藩所标出的历史高度降低到了张之洞相当拙劣的理论阐释上,从而把一个具有极为深远的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开拓曲解成一种不成熟的历史性的尝试,叫作“洋务运动”。当然,由于那场历史开拓的无言性质,命名本身显得很不重要。也许具体的操作原则比这样的命名连同“中体西用”那样的总结更富实际意义,诸如“师夷智”、“记大德,忘小怨”之类的行事信条;而这些原则乃是由曾国藩所奠定的。曾国藩既不是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没有象后来的张之洞那样试图给自己的历史开创找出某种说法,但他的事业本身给历史开辟了一条前进的航道。这条航道是如此的富有创造性,以致它没有任何航标可言,致使后人用“摸着石子过河”之类的说法表明了这种在没有航标的航道上行进的特定情形。而且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没有航标的历史特征,又致使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尝试性。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三代知识分子精英分别摸了三块不同的石头趟过中国晚近历史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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