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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7/7)

胡适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思想文化领域,几乎就是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化身。当时的人们惯常将“五四”时期的思想主流归结为科学和民主,而胡适则同时体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这二个特征。胡适不仅将逻辑和语法引进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从而倡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语言革命,而且将科学理性精神贯穿到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的改建中,以致于连禅宗六祖也被列入实证的考据和理性的检验,更不用说这位博士将《红楼梦》诉诸试图将这部小说变成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审美对象的考证性努力。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胡适如同一个来自美国的文化陆战队员,以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与之开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玩笑。由此,胡适打破了内心体验的文化传统,确立了一切问题都得经过头脑的思考的科学传统。在胡适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体验和内修作为其头脑阶层的特征,即便曾国藩,在创立一个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始终没有忽视过自身的内心修为和生命体验;然而,自胡适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且逐渐习惯于以头脑思考的理性方式,有了文化的科学主义的传统。胡适的这种标记,可以举出章太炎作为其反证。当人们将章太炎称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时候,这固然意指国学造诣上的后继寥然,但同时也在客观上意味着以后的国学即便不乏传人,也将打上胡适所标出的历史烙印。胡适以降,无论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还是以钱钟书为代表的钱记国学,在阐释宗旨和阐释方式上都或多或少具有逻辑的理性的头脑思考的色彩,而不再全然诉诸感悟和体味。或许正因如此,就好比胡适说禅或考证《红楼梦》总是不求要领一样,后来的新儒家诸子的阐释传统文化总有削足适履之嫌。科学的方式一方面改进了中国历史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生命意味的失落。当然,这种失落是在二十世纪末叶才为人们并且是为数甚少的人们逐渐省悟到的,而在世纪之初,令人瞩目的乃是科学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进军和立足。

与思想文化上的科学主义相应,胡适在社会政治上具有坚定的民主立场。这种民主立场虽然不能影响专制政治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延续和溃疡,但至少在他出任大学校长期间,胡适保证了高等学府不为某个党部监控的独立和自主,从而维护了高等学府应有的思想文化的尊严。至于面对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胡适与其说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战士。即便晚年到了台湾,胡适也没有停止过旨在促进民主政治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和奋斗。就胡适的这种立场及其一贯性和彻底性而言,胡适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具有一个绅士所有的尊严和品性。尽管这种尊严和品性基于理性的头脑,缘自西方的头脑文化,但它无疑又是人性的,具有某种存在意味的。尤其是对照胡适所置身的中国晚近历史,这样的立场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毋庸置疑,相形之下,陈独秀更具战士形象。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几乎以一个斗士的坚韧和勇敢度过了他灿烂辉煌的一生。当年马克思有关古罗马奴隶英雄斯巴达克思的热烈赞美,几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陈独秀身上。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文化斯巴达克思,陈独秀具有胡适所没有的巨大热情,而当陈独秀激情满腔地投身革命时,他又逐渐成为整个这场革命运动中最富理性精神的领袖。这种激情和理性在陈独秀身上的奇妙结合又可表述为:在他主编《新青年》和出任北大文学院长时,他以非凡的激情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当他组建中国共产党和担任党的首任总书记以后,他在“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理性精神逐渐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主导性原则。陈独秀在整个中国晚近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灿烂的星座。顺着这个星座朝前看,人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功德;从这个星座朝后看,人们看到的则是毛泽东的身形。也即是说,当我将中国晚近历史称之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历程时,这之间的过渡是由陈独秀所标记的。正如孙中山将曾国藩所开创的历史折回洪秀全的指向从而为以后登台的毛泽东铺平了道路一样,陈独秀将曾国藩当年的努力上升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从而使毛泽东之于历史的逆转有了语言和文化的前提,借用一个传统的说法,孙中山和陈独秀所构成的这个历史环节,正好是一阴一阳,并且是“反者道之动”。孙中山无论就其作为还是就其个性而言,都是阴性的,如同一股无为无不为的水流;从他所置身的历史来说,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做,武昌起义是别人发动的,后来的北伐战争又是蒋介石主征的,但从历史之于他的影响来说,他又似乎什么都做了,武昌起义的结果是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北伐战争的酝酿和筹备又都是他的努力,更不用说他一生忙忙碌碌或者有效或者无效的种种革命活动。这种无为无不为式的特征,使孙中山与其说是民国的国父,不如说是民国的国母;因为他那独具的秉性与其说是父性的威严,不如说是母性的温存。

与之相反,陈独秀在其作为及其个性上则绝对是阳刚的,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一生火木通明。陈独秀的能量之大,足以使他同时兼备康有为的构思设计天才和梁启超的宣传鼓动能力。中国人所谓的敢想敢做,或者敢作敢为,正好就是陈独秀的形象写照。陈独秀是中国晚近历史的创造性人物中十分罕见的一个典型的父性形象。比起孙中山革命的婆婆妈妈,陈独秀的革命可谓大刀阔斧,而且不做则已,一做便是一桩开创性的事业。按说,以这样的品性和风范,难免会为激情所累,然而这在陈独秀,又偏偏显示了惊人的理性立场。相比于他早年《新青年》时代的一呼百应,他晚年孤军奋战的英勇无畏不仅让人想起斯巴达克思战死沙场的最后一刻,而且令人想起布鲁诺和伽利略那种为坚持真理而不惜赴难的理性立场。陈独秀晚年的孤独比他早年的风云更具历史和文化的深意,以致当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格言仿佛不是在表达一种哲学信念,而是在为后来中国晚近历史上的陈独秀提供一种其人格乃至其存在的精神依据。虽然陈独秀所创立的政党所首创的革命后来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一切并不是陈独秀的初衷所在,但陈独秀一生的奋斗和功勋却确确实实地给历史标出了一个应有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缅怀,而且即便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面对之,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对他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一如毛泽东后来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崇拜曾国藩讳莫如深。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形象就是由曾国藩和陈独秀的双重影响所造就的。就象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悄悄学习曾国藩一样,毛泽东一面铭记曾国藩的教导,一面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陈独秀传下的衣钵连同那份历史遗产。或者说,与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相对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是由陈独秀到毛泽东。正如这部历史有过拐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相应的转折,从陈独秀的理性精神转向毛泽东的雄霸天下。

在胡适的科学和陈独秀的理性之外,周作人出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即人性的立场。如果说民主体现在胡适的奋斗中,那么自由则是周作人的人格指向;如果说革命的角色由陈独秀扮演,那么人性的火炬则由周作人高举;如果说在胡适和陈独秀这二位新文化领袖身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些修齐治平式的儒家传统的话,那么在周作人的性格中所体现的则大都是与明朝性灵文学相关联的释家风貌。倘若周作人身处先秦时代,那么他留给历史的也许是庄子那样的形象,但不幸落到了中国晚近历史手中,周作人只好选择了地藏菩萨所修的法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不管“五四”新文学后来变成了什么模样,但这新文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基本精神乃是由周作人给奠定的,这不仅意指他“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那样的论作,还意指他有关诸如郁达夫小说和湖畔诗人的诗作之类的肯定和评说。周作人既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激情,也没有鲁迅那样的犀利,但他之于历史洞察的深刻和之于思想文化批判的尖锐,却既不下于陈独秀也不亚于鲁迅。因为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唯一的一个能够既用头脑思考又以内心体悟的思想领袖。在构建一种诉诸头脑的新文化时,周作人的既思考又体悟的思想方式,不仅给“五四”新文化注入了生命的新鲜活力,而且给以后整个民族文化的再度构建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方向。不幸的只是,他的这种努力就象他自己《小河》一诗中所描绘的那样,河水流着流着突然被挡住了,致使生命只能象河水那样独自徘徊,悄悄积集。

然而,让人深感钦佩的是,正如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性信念一样,周作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性立场。生命在陈独秀在周作人体现为不同的修炼,一者火木通明,一者炼金入水。与之相应,历史在这二位“五四”领袖身上体现为不同层面的伸展,相对于陈独秀标出的我思故我在式的理性高度,周作人标出的是仅可意会难以言传而且一说便俗那样的人性深度。如果说陈独秀好比中国晚近历史的巍巍高山,那么周作人则好比是相应的浩瀚大海。陈独秀展示的理性是阳刚的男性的,周作人展示的人性是阴柔的女性的,具有中国妇女忍辱负重的品性。这样的品性不仅使周作人关注被侮辱被损害的作家作品和诗人诗作,而且使周作人关注为中国历史传统所历来冷落无视的妇女儿童。周作人那篇有关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妇女》的著名论文,几乎阐说了他那人性立场的全部要旨所在。这种立场超越了人世的纷争,不以生存竞争上的胜利为转移,从而表达了一种弱者的权利和弱者的尊严。如果说水是天下至弱者,那么周作人所选择的正好就是水的立场,并且基于他那水的秉性。如果可以把陈独秀比作“五四”新文化之木,或曰栋梁的话,那么周作人则是“五四”新文化之水,或曰小河,从而使之呈现为水木清华之相;又如果可以把陈独秀比作中国晚近历史上的高山,那么周作人又正好是这部历史的流水,从而使之有了高山流水般的相知和相应。由周作人这股水流所引发出的汉语白话文学,虽然经历了一个由清至浊的过程,但最终还将由浊还清,一如释家所言,由空入色,由色见空。

相对于前面三代文化精英的春天、夏天、秋天景象,“五四”这一代精英的命运则如白雪茫茫的冬景。这即是说,体现了“五四”精神的这三个代表人物,到后来都被历史所人为地冰冻了。死亡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覆盖了以后的历史,大地上只剩下余烬尚存的废墟,草木凋零,寒风呼啸。一场场杀气腾腾的所谓政治运动,以众口烁金的方式消灭了胡适,遗忘了陈独秀,活埋了周作人。当年洪秀全所没有如愿的种种灭绝文化的作孽,在后来的中国晚近历史上全都如愿以偿,以致到了世纪末,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如同出土文物一样从历史厚厚的冰雪下被发掘出来,放在阳光下为人们重新打量。也许此时此刻,中国晚近历史作为一个故事被讲说到了最后的部分,只是一代代精英们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尚未结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算是形成了,但成型的社会并没有带来应有的文明,反而以空前的组织监控的方式使之变得更加野蛮。因为这个成型的社会非但没有充分体现其社会的功能,反而以社会所独具的种种技术条件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座监狱。本来在“五四”那一代精英使中国更进一步社会化的努力,结果产生了让社会经由一种警察国家的方式走向监狱化的古怪效应。于是,历史变成了一个悖论,文化变成了一个谜语。为了解读这个悖论,为了读解这个谜语,本著不得不在“五四”这个历史的重要环节上滞留几章,着重论述一下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大学之于晚近历史的意义,论述一下陈独秀建业的悲剧特征,孙中山革命的传统指归,连同鲁迅和周作人的不同命运;然后,进入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的阐释,就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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