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史铁生在家中
4、史铁生等北京栋梁型作家
史铁生正好跟李陀全然相反，从平民中来，到平民中去，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跟自己身份完全不相干的角色。史铁生的本色本相，成为他整个小说的写作基点，又成为他在小说中那种生命修为的主要特色。正如阿城对于北岛是一剂良药，史铁生对于李陀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遗憾的是，李陀只知道史铁生人好小说好，不知道史铁生的小说写作和生命修为对他来说是一面多么明亮的镜子。榜样的力量虽然是无穷的，但对于不想学习的人来说，力量再大也不起作用。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史铁生，除了老舍笔下描绘过的那种纯朴善良，还有一副天然的济世心肠。史铁生的小说不管写到哪里，都会让人想到那首老式《毕业歌》中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只是史铁生的兼济意识再热切，也没有丝毫救世主感觉。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在北京的作家当中，史铁生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栋梁型的作家。所谓社会栋梁型不是指他们要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指他们要为社会，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为他们所关切的芸芸众生，做点什么。而且，纯粹是义务劳动性质，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满足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即可。假如可以把这种品性称之为宗教情怀，那么应该是广义的。他们的兼济天下，没有具体的宗教立场。无论他们的人生原则跟传统的儒家教义有多少吻合，他们也绝对不会声称自己是儒生，或者自称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新儒家。
这样的作家，在北京可以举出一批来。但最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这么三个，史铁生，郑义，李锐。后两者虽然因为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并且在山西或者一度在山西办刊做事，但他们的北京知青来历，使他们跟史铁生一样，都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产。至于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史铁生的《命若琴弦》，郑义的《老井》，李锐的《厚土》。
这三个人的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几乎全都是来自那首毕业歌里的那句歌词，并且无一例外地“衣带渐宽终不悔”。假如说这股劲头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三个作家正好就具备这样的傻气。他们小说的区别在于，史铁生注重对人生意义的探寻，郑义关注整个社会的当下现实，而李锐则将对现实的批判联接到对历史的反思上面。
在他们三个当中，我跟史铁生交谈最多。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思考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乐趣。只要他体力精力允许，他可以没完没了地跟人交谈，跟人探讨。就此而言，他像个学者，但没有丝毫学院里的酸腐气。他喜欢活泼泼的人生，不喜欢在概念里做无聊的游戏。我几乎每一次去北京，都要去看望他一下。他以前住在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四合院里。后来搬到了东面的新村住宅，有了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还有了一个与他同样善良的妻子。
无论是走进史铁生原来住的四合院，还是他后来住的新村住宅，你都会感觉到走进了真正的北京平民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王朔笔下，而像是老舍笔下的，或者说是老舍笔下那个世界的延续和引申。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大院气息，而是充满着普通人的人情味，朴实得让人感动不已。尤其是史铁生的父亲，简直活脱脱一个老舍式的北京人，并且比老舍还本色本相，比老舍还忠厚纯朴。王朔式的笑话说得再意味深长，在史铁生的世界里也会显得十分肤浅。在史铁生的世界里，即便是英雄过的人物，也平常得让人觉得像块木头一样。我跟史铁生刚认识没多久那会，就在他家里碰见过当年被称之为小平头的人物，好像叫刘迪，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那人一副学生模样，但显然不像是在校的。微微低垂着脸儿，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也不大。那人走了之后，史铁生告诉我说，刘迪现在的状态是，一天二两也可，一顿两斤也可，就那么飘飘然地活着。
史铁生说得我非常羡慕和向往。因为我在上海也有相类似的朋友，博览群书，智慧过人，为人热情亲切，处世低调淡泊。我把这样的人物，看着是整个社会的良心和良知所在，虽然他们永远不会如此自我标榜。
也许是史铁生与他周围这类朋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致使他后来能够写出《命若琴弦》那样的小说。我在1988年发表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一文中，对史铁生的这篇小说作了如此的评价。我说：
这是一篇新潮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杰作。如果说要从当代小说中挑出一篇具有永恒意味的作品的话，我首先挑选的就是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把人生写到了至境，也把小说写到了至境。自这篇小说而后，史铁生的创作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还写道：
这篇小说的语言明净得宛如《圣经》里的叙述一样，而这样的语言所叙述的故事，也像《圣经》故事一样又简朴又深远。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且不说史铁生是否经由这篇小说悟道了，至少也是若有所悟。史铁生以前的小说，诸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或者《原罪》，《宿命》，以及后来的《务虚笔记》，都及不上《命若琴弦》那么透明和那么清澈见底。透明是一种空气的感觉，清澈见底，是一种水的感觉。一篇小说能够同时写出空气感和流水感，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惜的是，后来被改编成那部叫做什么《边走边唱》的电影，却惨不忍睹。当然，这不是史铁生的过失，是电影导演根本就还没有登上那样的台阶，就急功近利地想拿这样的小说来玩一把文化和做一次宗教秀。我不知道那个导演这辈子有没有希望走近《命若琴弦》，我只希望将来能有个像样点的导演将此重新拍过。我不是小看中国的电影导演，把这样一篇小说搬上银幕可能是对他们一个永恒的挑战。
假如要指出史铁生的小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从美学上来说，缺乏强烈的反差。善良通常要跟邪恶纠缠在一起，才能显出善良的力度和深度。否则，善良就有被演绎成一种平面人生的危险。陀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灵魂上找到突破，就因为他不回避邪恶。他不仅经历过牢房和死刑，而且在赌场里翻滚不已。背后是他深爱的妻子在不停地为他流泪，几近绝望地看着他将变卖了几乎所有首饰家当的钱一把一把地扔进赌场里，而他却依然盯着他眼前那张该死的赌桌。在这样的反差里挣扎过后，他才写出了一生最伟大的不朽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此而言，文学是非常残酷的，或者说，美学是容不得单纯的善良的。比如说，弗吉尼尔。伍尔芙是一首凄美绝伦的诗歌，但有哪个男人受得了那么一个要死要活的女人？文学就像一个高傲的贵妇人，不仅看不起男人的丑陋，而且也不以男人的善良为然。在这个贵妇人的眼里，善良有时不仅是无用的别名，而且还可能是平庸的另一种方式。
当然，要中国文学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拉奥孔》式的美学张力上，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但当我在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标高。上海有个女作家见我谈到弗吉尼尔。伍尔芙的彻底性时，不由震憾得跳将起来。但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女作家通通以自杀去抵达文学的深刻，或者体现一下美学上的标高。生活应该是自然的。假如有谁为了获得拉奥孔式的效果而特意到动物园里抓几条大蛇缠在身上，那么与其说是审美，不如说是神经病发作。也许有些为了出名不顾一切的行为艺术家会孤注一掷，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指出史铁生小说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史铁生应该以进入残酷来提高自己的小说在美学上的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史铁生的善良，有时也会妨碍他的辨别能力。比如他曾经一再向我推荐过一本叫做《拯救与逍遥》的书。我起先一直不知道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后来我在朋友家里翻了一翻，不由大吃一惊。天底下竟然有如此虚伪如此下流如此无耻的伪宗教呓语。而且，我被告知，此书竟然在海内外的华人圈里风行一时，以致作者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我由此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发疯了。
这个大声标榜拯救，猛烈批判逍遥的作者，不是个伪君子，至少也是个大骗子。因为这个作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跟拯救有关的事情，更不用说指望他拯救过什么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后来成了新左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当年都曾经有所表示，有所付出，或者说有所拯救吧。可是这个自我感觉为当今中国的头号拯救者，在那样的时刻竟然浑身上下干净得连一根小指头都没有被“污染”。也即是说，需要有拯救者挺身而出承担什么时，这个拯救者根本就不在场。在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担当而不无付出，或者坐牢，或者流落他乡，大家被那场灾难弄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却听到了一声声拯救啊、拯救的呼号，从那本叫做《拯救与逍遥》的破书里绵绵绵不断地传出来。
我真想问这个家伙一声，你拯救什么了？你拯救过谁了？老实说，即便是一个因为担当而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物，都不敢如此标榜，即便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都不曾也不会如此夸口，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自私到了委琐地步的小人，竟敢说出拯救这两个字来，还大声疾呼。
而且还不止如此。此人打着拯救的旗号，向中国文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大打出手，朝着自庄子以降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自由文人，拳打脚踢。这可能才是此人写作此著的真实意图所在。这种手法叫着挟耶稣以令天下，挟耶稣以践踏自由。这是抢夺话语权力的另一种玩法，并且是典型的文化恐怖主义。其手法是，先把耶稣给劫持了，然后再假以耶稣的名义，横扫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士大夫，同时也以此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剥夺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自由的权利。此人在抨击历史上那些徜徉于山林之间的自由知识分子时，词句用得之狠，如同一串串火光闪闪的机关枪子弹。经由如此一番肆意的屠杀，此人完成了以裹着耶稣外衣的极权话语来一统天下的光荣任务。据说，如今此人因此在香港活得十分滋润，应有尽有。换句话说，胜利凯旋了。
我不知道史铁生现在是否发现自己受骗上当，至少他当时是被蒙骗了。在面对此人的著述上，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李泽厚倒是一直很清醒。我听说，李泽厚不止一次地因此对周围的朋友表示，他有行骗的自由，我们有不受骗的自由。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个人，身处如此一个浊世，仅仅善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假如善良再加热情呢？够不够？我不好说。可能会好些，也可能更糟糕，谁知道呢。不过，善良加热情，倒正好是郑义的特色，也是郑义小说的主要特征。
相对于史铁生《命若琴弦》的空灵高远，郑义的《老井》如同燃烧的火炬。郑义的小说让人感觉到一种责任在身使命在身的沉重，一点开不得玩笑。那样的沉重，又让人想起谭嗣同那样的慷慨悲歌。虽然这部小说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是80年代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但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宁可退开一些距离，远远地看着《老井》，才能看得清楚一些。离火光太近，不仅觉得过于炽热，而且觉得有些耀眼。
郑义不仅小说写得炽热，他这个人也热情洋溢得让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记得那年，1988年，我和上海的那批评论家哥们一起被他当时所在的杂志《黄河》请去开笔会期间，他带着北明一起造访我。彼此说着说着，他就把我说动了。他要我写一篇跟李泽厚商榷的文章，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北京跟李泽厚辩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倒谁。他希望我能够写一篇足以说倒李泽厚的文章来。我当时一方面是年少气盛，一方面也正想把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再次清理一遍。于是就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的那篇《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其实，我在那篇文章里只是提了下李泽厚的名字，根本顾不上批判对方。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一个劲地说着自己的想法，把李泽厚忘得干干净净。我写完寄去，郑义他们一字不动地发表了。
那次笔会上，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在五台山上出的车祸，就是郑义推着史铁生出席会议的情景。郑义将史铁生一路推将过来，又背着史铁生上车下车，进进出出。让我看了极其感动。我由此想到早先在大学读书期间，读过的郑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枫》。我当时读得热泪盈眶。我相信我要是置身于小说所写的自相残杀当中的话，也会成为同样的牺牲者。
小说《枫》里面的那种激情那种感受，是当年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当然也成了这代人的情结。《毕业歌》里所唱的那些歌词，在那个年代，几乎全都被作了那样的表达。郑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那样的经历和那样的情结，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定格。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看着郑义背着史铁生在夕阳下远远走来时，我竟然误以为他们两个刚刚从尸体遍野的战场上撤退下来。那个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夕阳的光照和血红的色彩。那就是枫叶的色彩。
郑义好像一直活在那篇叫做《枫》的小说里。因此，我觉得郑义最典型的代表作，不是他后来写的许多个中篇和几部长篇，而就是那个短制，《枫》。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小说，至今还没见到比《枫》写得更深刻更动人的。
在那次笔会上，郑义史铁生当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相反，李锐却不声不响，很少说话。我感觉这是个习惯于低调处世的作家。最近听说他辞去了所有在作家协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写作。这很像他的为人，也很像他的小说。李锐的小说比较冷静，仿佛是思考出来的，而不是被什么灵感激发而成的。《厚土》中的土地感觉相当朴实，生动，语言很有质感，读来令人难忘。
李锐后来的小说，直接进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并且在小说的结构上，也有了一种叙事的自觉。可是奇怪的是，他后来的小说在章法上越来越趋成熟，但在小说本身的力度上，却反而不如从前了。我看到作家邱华栋谈论我的长篇小说《爱似米兰》时，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毛茸茸。李锐的《厚土》，能让人读出毛茸茸的感觉，但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里，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思考固然是写作的一个因素，但思考在小说里占得比重越多，小说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就越少。思考会使小说变得可怕的流畅。这对小说艺术来说，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写作小说时也深有体会。小说要写得毛茸茸的，才充满活力和生气。在此与李锐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