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男,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闻名全国的六〇九大武斗——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已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干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井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〇九”事件。

六〇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〇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〇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〇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〇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〇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〇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〇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〇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〇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〇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上—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咐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〇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〇九侧面看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走。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〇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住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〇九的事在心里细细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〇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铐。先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攥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〇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帘都拉严,不知台下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〇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防钩子把对方××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要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〇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〇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〇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给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给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〇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子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走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杆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〇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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