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沸沸扬扬的《炎黄春秋》案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被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管。他们接管的方式是趁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住院期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进驻杂志社，擅自撤换原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总编徐庆全的职务。自行任命社长和总编，修改杂志社网址密码，接管财务处，用一句成语是“鸠占鹊巢”。
他们一个理由是杜老年事已高，不适继续工作，应当退下。众所周知，《炎黄春秋》本为一民办刊物，就像一个民营企业一样，该社财务独立核算，创刊25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发行量已超过20万，自负盈亏，养活社里十几个工作人员。该杂志社一不是党政机关，二不是国企老总，退不退由自己，根本用不着别人管，用一句俗语，吃着咸萝卜管淡闲事。
二个是，他们说接管了《炎黄春秋》后不会改变创刊宗旨，风格不会变，并继续出第八期。这就又奇怪了，既然不改变此刊物宗旨和风格，那就还是让别人原班人马办就行了，何必要你们接管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呢？主要是《炎黄春秋》采用的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它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又称“春秋笔法”。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左丘明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而《炎黄春秋》办刊的宗旨正是如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炎黄春秋》办25年来，以还原中共前一段历史真相，臧否人物，微言大义，这正是赵家人害怕看到的。因为中共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皇位便受到威胁，他们必须置《炎黄春秋》死地而后快，古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其实，创办《炎黄春秋》杂志刊物的是原中共一些老干部，如萧克、李锐、杜导正、李慎之等。这批人是“两头真”的人物。所谓“两头真”是指这批人在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立志为真理而献身，中年时代被马列毛迷失了方向，进入耄耋之年，倒觉醒了，开始探索真理，要为真理而献身。正如杜老说，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一个事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当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这一批人应该算作中共内部的良心派，他们刚开始参加革命的动机并无可非议，只是后来中共执政后越来越独裁专制，特别是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让他们迷惑了，这不是他们参加革命所看到的结果。更让他们受剌激的是，他们里面多数人在历来中共绞肉机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激和折磨，使得他们更加觉醒。如曾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就坐了十几年监牢。李锐先生曾亲口对本人说过：“当党性和人性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择时，我选择人性；当共产党犯错误时，我不能跟着一起犯错误”。然中共一向是为了党性而舍弃良心的，所以这批人必将成为中共不受欢迎的人。
虽说这些人被中共置于不受欢迎的人，但这批人并没将中共当作敌对面。他们创办《炎黄春秋》杂志的宗旨是为了挽救这个党。当初“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明确宣布，本会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文化自觉，形成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的优良传统”。当年不少的老将军、老干部和专家学者都参入进来。从这里面的人员组合就不可能与中共形成对立面，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也是中共党员。他们目的是为挽救这个党，就像医生看病人，知道这个患者病得不轻，想下药给他治病一样。他们也的确开了一些药方，只是这些药方当局不用而已。最引人注目的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所一直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并呼吁中国应该回归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文章说：
“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可见，他们没有拒绝社会主义，也没拒绝共产党，只是想走改良主义道路。特别是《墓碑》的作者，曾任《炎黄春秋》总编杨继绳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文章对毛泽东这样的暴君都抱有善良的心理，文章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善良了，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独裁者冷酷无情、阴狠毒辣、极端自私，卑鄙、无耻的嘴脸，他们为了权利可以不择手段置任何道德而不顾，就是由于他们这些人无品质、无操守才做得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毛本人就是个双料流氓（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一个政治家所作所为是不能将他的品德和操守割裂开来，把文革和毛的个人品质分开是说不过去的，在这一点我和杨继绳看法是不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历来的“劝谏派”一样，先是对统治者寄予希望，然后渐渐失望，失望之后，要就是沉沦，要就是奋力抗争。屈原当年对楚怀王就是如此。屈原多数是对楚怀王的抱怨，用今天的话就是“恨铁不成钢”。如《离骚》中有：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翻译白话文是：君主啊，你不能体察我的一片衷情，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大发雷霆。我明明知道直谏忠会招灾惹祸，但我怎么能看着祖国沉沦！我敢手指苍天让它给我作证，我对你完全是一片忠心！，你当初于我相约黄昏为佳期，为什么却中途改道变故？想过去，你与我披肝沥胆，定下约言，可后来，你却另作打算，不记前情。
《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经过了和中共当局的蜜月期、磨合期和分道扬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共的一批元老们尚在，这一批人在经过十年内乱后，痛定思痛，他们也的确想为中国探索一条正确之路，如习近平的老爹习仲勋就坐了毛泽东的12年牢，他就亲自为《炎黄春秋》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到了胡温时期，《炎黄春秋》办刊宗旨尚未受到大的干扰，习刚上台时，《炎黄春秋》的编委们为了让该刊物顺利地办下去，煞费苦心将习仲勋的题词重新刊登在《炎黄春秋》上，将此作为皇太祖的上方宝剑，心想，不管如何，你儿子总得听老子的话吧。然而，他们这一着棋又不灵了，当年薄熙来一脚就踢断了他老子薄一波的两根肋骨，习近平不认他爹几个题字又有什么奇怪的？自习上台后，就盯上了这个刊物，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剌。他们采用的是蚕食政策，一步一步的将其搞垮。且看：
2014年主编杨继绳被迫离职；9月杂志社被变更主管单位由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属；
2015年中国新闻出版署、广电局发出《警示通知书》责令《炎黄春秋》立即纠正违规行为；
2015年6月，解放军报刊登了龚云的一篇文章：“起底”《炎黄春秋》，文章说“该刊打着秉笔直书的晃子兜售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抹黑烈士，否定中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抹黑毛泽东，美化西方制度，丑化中共历史；每期内容集中描述中共错误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给人总的印象是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做；集中暴露毛泽东的错误，几乎每期都有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集中攻击毛泽东把毛泽东妖魔化”；
2016年6月“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要求被告洪振快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葛长生、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2016年7月《炎黄春秋》被强行进驻，就差没派武装警察了。
在这之前，《炎黄春秋》还制定了“八不碰”原则，不挑战党和国家的底线，这“八不碰”是：六四事件不碰；当代国家领导人及其亲属不碰；法轮功和宗教问题不碰；多党制不碰；三权分立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民族问题不碰；《零八宪章》不碰。即或如此，也不为当局所容。
当《炎黄春秋》被强行接管后，93岁高龄的原社长杜导正发出绝望地呼喊：“我愤怒！我抗议！我是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里的同志怎能这么搞呢？”
杜老想得太天真了，“我们党里的同志怎么能这么搞呢？”他们就这样搞了又能怎么样？当年彭德怀不是自己的“同志”搞死了吗？还有刘少奇、林彪不是也死在自己“同志”手里吗？远的“AB团”“改组派”；近的文革，算一算有多少人都死在自己“同志”手里，这是中共的历史传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继《南方周末》改组之后，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尚能发出正义之声的刊物又停摆了，这标志着中共“救党派”希望的彻底破灭，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极权专制国家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都是徒劳的、是无济于事的。赵家人是铁了心的要与民主宪政为敌，不思悔改，坚决要走专制道路。他们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手法既愚蠢又可笑，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心虚和底气不足。《炎黄春秋》被改组看起来是坏事，但却是件好事。他唤醒了尚在幻觉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众，更加看清了赵家人的真实面目，让民主阵营又增加了力量。
中共现已病入膏肓，再好的药方也治不了拒绝服药的病人。这说明专制集团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2016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