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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荣基指的“中央专案组”是什么?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周四在记者会上说,拘留他的人隶属“中央专案组”

失踪八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三天前回港后,周四(6月17日)召开记者会发布惊人消息。他不但指出他自己被中方人员强行带走,更公开指出拘留他的人不是国安、公安、派出所或军方,而是隶属“中央专案组”。

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说,有人员向他“漏口风”,指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人。林荣基说,他说自从文革之后,就从来没有听过“中央专案组”。

文革时的“中央专案组”

“中央专案组”的确可以追溯至文革时期。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曾采访中国大陆新闻多年的吕秉权说:“当时中央在文革时整了很多位高权重的元老、各个中共高层等。在整治的时候,要有一个中央专案组来到去统筹,下面还细分很多小的组,各自去整不同的人。”吕秉权指曾被中央专案组整治的元老包括刘少奇、彭真、彭德怀等等。

至于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谁,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对BBC中文网说,不少人认为是周恩来。

章立凡说:“实际上专案组应该是一个超越法律、拥有特权这么一个机构,可能它被赋予某些特殊的权力……对于铜锣湾书店这些人的做法,也是超越常规、超越法律的。”

不过,“中央专案组”多年未被再次提及。吕秉权说,文革之后,九十年代开始的赖昌星案期间,他再次看到官方人员以“中央专案组”参与调查。

前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涉及走私、逃税、洗黑钱等等,全案涉830亿元,当时被称为1949年以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

“清源”行动

林荣基说,他从深圳一直被带到1000多公里外的宁波。分析说,这侧面说明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事,当中涉及各地协调,加上假如林荣基“中央专案组”涉及的说法属实的话,显示中央层面有参与其中。

中国媒体报道,2013年3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于北京召开全国各省的主任会议,部署三项专项行动,其中包括针对出版物进口渠道等的“清源”行动。一些偏远的市、县——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和苏州市相城区等也在2013年发表“查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活动”的“清源”行动工作方案,而这些市、县在2013年下旬已经开始进行“清源”行动。

吕秉权说,“清源”行动使用的字眼,与早前的行动有别。“以前只使用堵截(的字眼),后来却加了反制(这一个字)。堵截比较被动,反制即是主动出击。”

他说,中央下发文件指示地方以“政治、经济、法律多种手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机构”,而他指中国官方说的“政治手段”可以是一些“不是法律”的手段。

他说,针对香港的文件从中央落至偏远市县的层面,情形非常罕见。

文革重来?

章立凡说铜锣湾书店事件显示,文革的手法被继承下来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的政治斗争意味浓厚,但赖昌星一案涉及的是经济犯罪,反而政治意味较低。可是,铜锣湾书店一案中,与文革有千丝万缕的“中央专案组”再次出现,可能会挑动不少人对文革重来的恐惧。

“中央专案组”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再次出现,章立凡认为,背后的人应该都是经历过文革的。“文革的手法被继承下来了,因为经历过文革的人,往往有文革的思维嘛,他学到了很多文革的手法。”

中国专家林和立则认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中央专案组”与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有所不同。他对BBC中文网说,“中央专案组”并非常设机构,而近年的“中央专案组”就是中央政府为调查特定事件的小组。

林和立说,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处理的案子不少都是“虚构”及“莫须有”,与现时的“中央专案组”性质有所不同。

另外,他提到,在周永康下台前,“中央专案组”由政法委员会(政法委)管理,具有调动警察、国安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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