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要求法官待遇达到年薪30万元。同时，传出陕西高院一名博士法官嫌工资低而辞职的消息。两件事在舆论中碰撞发酵。
朱征夫提案固然有类似博士法官辞职的现实背景，但显然是参照了国外法官的收入状况。如果“与国际接轨”，中国法官拿30万年薪也未必算高。比如2005年的时候，美国各州一审法官平均年薪是11.61万美元，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今天中国人一年有70万元的收入。中国法官拿30万元，也只有美国一审法官收入的不到一半，而且至今不过是理想。
但中国法官年薪30万元仍然不切实际。实际上，美国法官并非高收入，而中国法院也不是真正的低收入。2005年，美国人平均年收入约3.6万美元，则美国一审法官的收入是美国平均工资的3倍多一点。中国的工资不透明，但包括法官在内的公务员收入与普通职工收入还是可以一比。比如2014年，北京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收入约5.3万元，而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收入达到10.2万元以上，公务员自然包括在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中，而且公务员尚有各种福利未计入年收入中。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公务员收入就不是“中国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了。
如果不考虑中国平均收入水平，一味要求某个职业群体的收入向“国际水平”看齐，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美国总统年薪现在是40万美元，中国国家主席年薪据说只有10多万元，如果向奥巴马看齐，习近平的年收入应当提高到约250万元人民币，即使打个对折，也得有125万元。在现阶段，这完全是不可能之事。
美国遴选总统、法官、检察官要求非常高，基本上都是万里挑一，但所给待遇并不高。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二十倍，但新加坡总理现在的年薪是205万美元，如果互相攀比，奥巴马又要气得吐血。美国一审法官的收入比中国法官高得多，但在他们拿11.61万美元年薪的时候，美国律师合伙人年薪是95.75万美元。美国在设计公职人员收入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公民担任公职的价值追求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拿高薪。
当然，我还是赞成提高中国法官的收入水平，保障他们过上一种体面生活。道理很简单，所谓便宜不好货、好货不便宜。给的工资低了，从业者往往就会不安于位，他们的工作心态通常是消极怠工、得过且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收入低了，随时准备卷起铺盖走人，很难在业务能力上下工夫。世界上有些国家，法官的确是高收入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看重法治，觉得好法官就得给高待遇。中国人想得到公平正义的法律救济，就得多多在法官身上投资。
但给30万元平均年薪，必须面向国内甚至全球招聘高水平法官，而不是给现有法官加薪。在美国，当法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大学本科毕业，再到法学院拿个硕博学位，再过考试关当律师，积累职业经验。等到法官职务出现空缺，才能提出申请，再接受遴选委员会的考查。就算获选，后面还有政治批准程序，相当不容易。中国法官想拿高薪吗？首先从法官遴选制度改起，让最优秀的法律职业人担任法官。
现在中国法官收入不高，其实国家和人民也没亏待他们，其职业水平明摆在那里，他们不配30万元年薪。在中国，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当法官，以前转业军人可以当，本科生可以当，现在没法律从业资格还是可以被任命为法官。这些人专业修养差，又不愿意学习与提高，人民对他们的审判水平相当不满。近日北京一位法官被案件当事人枪杀了，引起法院系统公愤，但据一位曾经在被杀法官那里打个离婚官司的大学教授讲，这位被杀法官不是心黑，就是审判水平极差。给他们高薪，可以推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却不能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