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二审一再延期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今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书所指的“国家秘密”，是中办发2013九号文件，也就是其中提到七个“不准”的那份文件。高瑜提出上诉，5月14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
二审两个月时限到期，法院通知延期两个月，在前面节目中还报道了被羁押的高瑜女士健康状况恶化情况。9月9日，高瑜的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高瑜，之后又将会见情况转告了高瑜的家人。
家人得知8月13日看守所让高瑜在两个文件上签字。一个是二审从7月12日延期到9月12日的延期文件，高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过期一个月了，等于是让高瑜补签。再一个是二审从9月12日，延期到10月12日的文件，则是提前一个月让高瑜签字，等于是预签。高瑜认为不合法，拒绝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但是这些文件都已经发出，因此可知高瑜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到10月12日。（本节目声音文件记录稿12日上网时，传来高瑜案二审第三度延期的消息，再延期三个月，到明年1月12日）
律师以健康理由于8月中旬为高瑜提出“取保候审”申请，9月7日“取保候审”申请被当局拒绝。
高瑜遭“坐板”酷刑，放风时间过少，看守所饭菜质量差，健康更堪忧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入狱以来，早晨六点半要起床，每天有大约八小时要“坐板”。“坐板”是酷刑的一种，端坐，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做任何事情，只有很少时间给放点电视。再例如，按当局有关规定，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应该在一到两个小时，但高瑜的每天放风时间常常只有十分钟。
家人还得到消息，高瑜所在的看守所近来换了一家承包公司，被羁押人员的伙食质量非常差，饭菜特别咸，馒头又黑又小，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更加担忧高瑜的健康状况，认为现在看守所对高瑜的病情和各方面健康问题不管不治不查，这样拖延着，后果不堪设想。家人要求当局尽快送高瑜去医院做进一步体检，确诊早前发现的重大悬疑，以便有病早治。
高瑜和高瑜案简况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去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9月24日高瑜案以同样涉嫌罪名移交北京法院起诉。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长篇访谈录此前已播出的八部分内容简要回顾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分段播出了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前八部分。
其中谈到她的家世、童年、大学生活、“文革”经历，以及她自己结婚以后，家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高瑜还回忆了在“改革开放”年代她先在中新社作记者，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期间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一直谈到1989年3月“两会”前后为推进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作的努力。谈到她1989年6月3日早晨在上班路上被当局绑架，家人三个半月不知道她的生死下落。后来家人被告知“高瑜被监视居住”，但仍然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直到1990年8月28日，高瑜被送回家。
三年后的1993年10月2日。高瑜在原定赴美国访学的前两天，第二次被抓捕，后被以“泄露国家重大秘密罪”判刑六年，从大红门看守所被送到北京的延庆监狱服刑。
高瑜这位早期中共产党员的女儿，在前面播出的自述中还回忆了自己从酷爱唱歌的青少年时代，到监狱中恶劣的环境对身体的伤害、狱中的被迫劳改，直到被强迫唱监狱规定的歌曲，体会到‘唱歌也会成为一种酷刑’。
高瑜：判决后的歌声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专访录音之九——
上次讲到，狱中的女犯被强迫织毛衣。
高瑜：“就逼着、强迫的你也得学会，她们要减刑嘛。我反正……我不认罪，我织的‘分’再多，我也减刑不了。但是我织的‘分数’也够得奖减刑的，他不会给我奖。我就是不认罪。
我跟他们说了‘6年还不是长刑期，那长的多得是。10年以上，12年以上算长的’。我说‘你就是判我死缓，你要不认罪，两年就该枪毙了，我照样不认罪’。这一点，在犯人里边也就是我一个吧。
我告诉你啊，判完我以后——六年，我回到‘大红门’（看守所）那个牢房里边，我还唱了一段‘卡巴涅拉’（笑）”
主持人：“您能唱一点儿吗？”
高瑜：“这嗓子都干死了。”
主持人：“喝口水。”
高瑜：“我就只能哼哼了。”
（高瑜哼唱“卡巴涅拉”）
高瑜：“就唱这么一点儿吧。”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会唱这首……”
高瑜：“我心情很轻松。（判）我六年了。我觉得我有个交代了。因为我等了13个月，我们每天听半个小时的新闻广播，六点半（播）放。当时放11月2日李岚清访美回国，我就知道‘入关’，当时是‘恢复关贸总协定’没有结果，我说‘那我就到（时间）了’，因为我们都是砝码嘛，筹码嘛。一看‘入关’没有成功，我说‘我就该（被）判了’。果不其然，一个星期以后，11月10日宣判。宣判六年，就是‘给你罪名改了，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不成立，那我给你改个泄密罪，我也得判你。’就这么个情况。”
高瑜：获联合国“首届新闻奖”，被更加严管
高瑜：“二监是后来盖的男犯监狱，二监是北京市第二监狱，全部是男犯。女犯绝大部分在延庆（监狱），还有少部分在少年管教所，少年管教所更严。我刚去的时候，延庆是松散的，都病老残弱，所以女犯也是比较松散的，水房一天到晚开着，厕所一天到晚开着，基本上比较松快，还能过。很快就不成了。
1996年底，一个姓周的人，原来是一监的，他就当了劳改局局长管延庆，就开始管得非常严。厕所是每天上午、中午都要定时的‘放茅’，一放茅，几百个女犯就要抢那个厕所，平常不让上厕所。
再有一个就是水房，也不是不开，就是到晚上最拥挤的那种洗漱。”
主持人：“当时您的心情……”
高瑜：“那当然是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出去啊。我觉得我1997年的皮肤病就是急的。因为已经带我上医院作什么检查……
一下子没消息了。当然我想到联合国给我的这个奖了。（1997年）5月份就得奖。”
主持人：“这时候您知道了？”
高瑜：“知道，家里边告诉我了。得了联合国奖以后，2日颁奖，3日晚上‘呜——呜——呜’就全来了，开着摩托车，是什么监狱管理局的来，进了我女监院。
把我叫去了，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得这个奖的？’
我说‘咱俩不一块儿吗？你陪我接见的，4月几号……’
他说‘那你说，国外都哪一家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
我说‘新华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可能就是新华社没敢发我这消息。不过他打内参没有我可不知道。除了新华社，其余国家的通讯社大概都发了’。因为是联合国‘首届新闻奖’。（到）今年（2006年）这都九届、十届。
还问我什么……就类似这话。他们走形式呢。从那以后，（对）我反正就更严，（对）我就是‘严管’。”
主持人：“亲人多长时间能来一趟？”
高瑜：“一个月。半个小时。”
主持人：“写信呢？”
高瑜：“一个月写一封。人家陈子明管理和我可不一样。我看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阴阳界》，还是我给他题的字，他在香港出版，我正……律师找我，我给他题的，还有二审我的机会，我给他题的字。他还能在信上写很多观点，学术观点，何家栋还帮他整理出好几篇文章来。我就是写得非常简单，就写我需要什么什么……”
高瑜：被无遗漏收走的多本日记和读书笔记；托狱友帮助秘密带出的获奖答词
主持人：“您有没有机会能在监狱里也拿纸和笔写些什么？”
高瑜：“可以写东西，但是我的日记本全部被收走。”
主持人：“记了吗？”
高瑜：“记了。”
主持人：“记了几本？”
高瑜：“记了四、五本呢，全部收走，只要发现就收走。尤其一个队长，非常坏那个指导员，全部给收走，而且还有一个就到了什么程度……我最后出狱连个纸片都没带出来。连我记的读书笔记都收走。”
主持人：“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中就没有能偷偷带出来的东西？”
高瑜：“带出来了（笑），带出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得‘自由金笔奖’致大会的信，我写的，别的犯人可以个别接见，当时有一些犯人也享受‘特管犯’的待遇，个别接见，就请她的父亲、请她的丈夫捎给我们家了，打电话。犯人之间都愿意帮忙的。
他们查我，已经过了五个月了。大会都开完了，就是把这个问题……可能从海外……就说我在‘自由金笔奖’5月份巴黎颁奖，念了我一封‘高瑜于狱中给大会的信’，他们就10月份才来调查。
我心想‘10月份你黄花菜都凉了’，结果问我‘是不是写过这么封信？’，说看那个像我写的。我说‘我外边朋友多得很，我怎么知道谁写的？’他说，‘从那语气上来讲’。
那个翻译把‘荣幸’翻译成‘高兴’，我说‘我绝不会用这种话’。我看他们从上边，可能是司法部啊打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又弄到监狱，我死活也不承认。他们当然也不愿意让我承认，承认不是成他们的责任了嘛。”
高瑜：当局怀疑“自由金笔奖”颁奖会《高瑜于狱中给大会的信》是我写，就更严管
高瑜：“结果，从那以后可就严了。我接见（家属会见）有录音机，我和我的家人也不能像过去随随便便。就半个小时。
过去我是‘特管犯’，还可以延长一点时间。过去在生活上好比放松一点，比如买东西，可以让我多买一点。我虽然不干活儿，他们是按着分（数），你分数最高，你劳动的等级最高，就让你买东西多买一点。就是吃的，因为那儿生活条件太差，赚犯人的钱那都别说了，方便面都要比外边贵很多。
也不让我劳动，我也没法劳动，两只手一天到晚血糊糊的，什么药也治不了。我就每天得用热水泡一下，还可以多给我一壶热水。但是对面呢，新楼里面那些‘特管犯’就四个人一个房间，还给一个电视。”
高瑜：一次狱中受访对谈和周边环境
高瑜：“到了1998年‘两会’，安全局的来了，人家都说‘高瑜，安全局的来了，来找您来了’。结果一个女的还带着几个男的，还要给我录像。说来采访我，通知我‘是司法局的’，到那儿他说他们是什么杂志的。
我说‘你们杂志录像干吗？你转过去啊，要不然我不谈。’
‘叭——’劳改局的一个人就站起来了说‘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啊，你要是采访我，你要得到我允许呀，我当记者的，我还不懂得这些啊。’
他说‘好’。
我说‘你转过去！’
结果，他就把那个小录像机转过去了。
我说‘你要采访我啊，我是‘特管犯’，这是‘特管号’，但是我不在这儿住，你上我12个人的号里边去看看我的生活状况。这边，让我背对着个电视机，这不就明显的要录了像给那个国外记者散嘛，王军涛不是还让人偷拍了好些东西的吗。’
我说‘你转过去！’
后来就让我谈我的问题。
结果那女的说‘你看，我也是人大毕业的，我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我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我说‘你用不着不是滋味，我的同学多了，有华大的，还有再早的抗大的，现在都是司局级甚至部级干部。我六四（被绑架关押）出来的时候，我的社区夹道欢迎，他们称我为英雄，我想我这次出狱以后，还别说别的了，应该是10月1日五十年大庆那天，我说我想我还会遇到这种待遇’，我就这么回答她。
我想，她可能沿着那崎岖的盘山路往北京走的时候，脑子里还得转我这些话。
等我讲完以后，那个劳改局的人不了解我呀，听完了蔫的连头都直不起来。
为了跟我谈话，全部的女号外边都被上锁，不许上厕所。吃饭是……后来是因为饭凉了怎么办呢，他们（说是司法局的）从上午来的，一直到一点多走，就给那些女犯一个号一个号偷偷的去打完饭端回来，锁着门吃，不许刷碗，不许上厕所。等我回去以后，那天正好吃的特别惨，一碗清汤，里面搁了五、六块土豆。后来，队长还问我‘你要不要给你热热菜？’我说‘我们经常吃凉的呀’，我说‘我不需要’。
就是这种环境。”
高瑜：本属“非暴力”却被搁在“暴力队”，与狱友的关系，队长的糊涂与特殊照顾
主持人：“那时候来自同监房犯人的压力大不大？她们互相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入狱？”
高瑜：“都是杀人放火的，但是都知道我是政治犯，公开就跟我讲‘高姨’，她们管我叫姨，说‘高姨，您和我们都不一样，我们真是犯了国家法律的，哪像您哪！’而且他们很照顾我，我的手坏的时候，很多人争着帮我洗衣服。
我和犯人关系都不错的。一个是她们平常像关于文化方面的事，比如今天写《保证》啊，明天写总结啦，我帮着他们很多人写。另外会议记录啊，我一个人就帮着把每个人的发言都给写了。她们在那儿织毛衣，我就帮她们都完成了。
她们对我也是……而且我的人品在……那些人打架的，骂人的也有，但也不是特别普遍，但是随嘴骂人那是非常难听的。我到那里边才懂得好些骂人的话有多难听。我过去在社会上……咱们那个圈子里边怎么能听得到呀！但是这些人呢，怎么她们也都是人，而且你说坏嘛，也有一些小偷小摸。
我是属于‘公务员渎职罪’那个罪，应该在‘非暴力’的那个队住，但是给我搁到‘暴力队’住。他们那个队长连什么‘反革命罪’和‘公务员渎职罪’那种‘泄密呀’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都分不清。我到最后才跟他们讲，他们说‘是吗？’他们都不理解。
我住在那边，但是我有一条呢，反正是他们对我吧……像我这手都坏成这样，打针经常是队长每天带我去打两次针，这对我还是很特殊的。因为他怕我死了嘛，怕我出个好歹，对普通犯人有病，除了非常重了，一般都没有。”
高瑜：延庆监狱与“少管所”比较，“少管所”是外国人参观单位
高瑜：“延庆监狱就是非常艰苦的一个监狱。犯人们生活条件都不好，我们到最后，要设立女监，大搬迁，‘特管犯’全部……还有一部分人就搬到‘少管所’。
‘少管所’好像就在北郊，离我家还不是很远。其他的都进大兴去了。但是到了‘少管所’完全不一样了。‘少管所’管理是严，好比吧，出操，不管有病没病的都出操。
在延庆监狱像我们这样的就用不着出，每天点完名就完了。像集体跑步什么的，我们岁数大一点的就不让跑了，到那儿（少管所）全得跑。跑也是一个锻炼，我经常自己跑圈儿。我因为皮肤不好的时候，他们都在里边，我大冬天就上外边冻着去，他也让我散步。但是到了‘少管’，那都是军事化的。
我是1999年的元旦搬过去的，到那儿以后也没有让我劳动。那边的劳动也很紧张，是做出口的拖鞋，都是操练得很严的。
纪律比较严，但是生活水平可不一样。在延庆，到那儿我从来没喝过粥，就是‘八宝粥’每年过‘腊八’，就给你一勺粥。平常就是稀汤寡水那种棒子糊糊，没有米粥的。在那儿（少管所）天天早晨大米粥，而且经常有豆腐。她们见豆腐都往外捞，我们就是吃不够。我在延庆四年没吃过豆腐。他们（少管所）的伙食标准，那在这里边你就可以自己不买食品就完全能吃饱了。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开放单位。‘少管犯’嘛，经常有国际的这种（关注）劳改组织来参观。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中队，全部是司机犯罪，因为驾驶撞死人了，肇事犯罪。这些人全部是伙房的，大伙房干净的……还让我去参观。这个就是让外国人参观的时候，那整扇的猪啊，在那儿……弄得反正伙食非常好。绝没有像延庆那会儿，饿得人都是要争着……好要靠那点儿‘分数’买食品，买点儿方便面哪……一般女犯有很多农村来的非常贫困的，我有时候买的食品多，我都分给她们吃。”
高瑜：队长要求写“保外就医”申请，我写后他完成程序，狱方代行其它步骤我获释
高瑜：“我就在最后那么一个月吧，那天就突然又带我去看病，而且跟我说‘你看，我觉得不公平’……那个队长很会‘做工作’的，他知道我的态度，说‘你看他们那些特管犯都写了要求保外就医的信，你为什么就不写呢？’
我说‘我不写，我非得把牢底坐穿，我10月1日出狱多么光彩呀，那21声礼炮也不见得就是给江泽民放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我还可以说为我出狱放的哪’。
他就等于一定死活的动员我写，他说‘每个特管犯都写了，就剩你一个了’。
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全是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我没罪，我也不认罪，我也不需要他们放我’。
他说‘哎呀，你一定写，不然你一个人牵涉到这么……我没法给他们交，我就在等着你，你还是写一份吧，这我就完成一个程序’。
我说‘因为我心脏不好，要求保外就医’，就这么简单写了一个。
这就按程序他就完成了。而且他们亲自……就是那几天，春节呢就是上边的命令下来了，到我们的派出所把什么工作都做完了。本来这都应该家属或者什么去做的，他们都给跑完了。
结果那天，30日8点钟把我叫去了。
我说‘什么事？’
‘回家！’”
主持人：“在‘少管所’那边待了多长时间？”
高瑜：“一个月就放了。我到了‘少管所’只有一个月，我走的时候，我房间里还有人哭呢。”
高瑜：出狱后，警方对我的限制和我的回答
高瑜：“结果我回家是什么样呢……第二次放我，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带着片警，还有一个便衣，还有居委会的，在我们家等着我呢。你想想这是正常的吗？来了以后一般人都要……等于‘保外就医’要上派出所报到的。
他们来我家等我，一个穿便衣的，那一看就是安全局的，来了跟我说什么？让那个片警给我宣读规定。什么‘要定时上派出所交代罪行’，还有出了和平里什么这个小区要跟他们打招呼，要跟他们请假，还有‘不许离开北京’。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我告诉你，我从来没罪，我也没认过罪，你宣读的这些根本就和我无关，我也不会执行’。
那个便衣赶快就打圆场，说‘没……没……没关系，到时候我们来’，我说‘你来得着吗？’后来他还跟我说让我包括上医院，上哪儿都跟他们打招呼，
我说‘我告诉你，魏京生也是保外就医，他怎么上美国去了？你不许出和平里，他们家在哪儿啊？他怎么都上美国去了？’我说‘你们这种法律到底算不算数啊？你这样的法律，你让我来执行啊？没门儿。我跟你讲，我上哪儿去也不会跟你打招呼，我也不会跟你作思想汇报，我在监狱里都不作思想汇报，因为我不认罪。’”
高瑜：每个探监日，我先生都不会错过，只有一次例外
主持人：“您先生跟您一起经历了第一次一年多……以后长达……判刑是判的六年，实际上坐了……”
高瑜：“五年四个半月吧，我们已经加起来七年……”
高瑜说，因为她两次失去自由，他们夫妻分离将近七年。她第一次被绑架羁押一年零三个月，家人完全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可能探视。第二次被关押13个月后，被判刑六年，其后的每个探监日，她的先生赵元康都不会错过，只有一次例外。
高瑜：“我儿子说，老头子‘考本子’去了，考‘车本子’啊。我爱人老头子戴着老花镜，在那儿背交通规则，那月没来，后来他也考上了。所以，五年当中，就这么一次没看我。你想想。”
高瑜：我先生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主持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您看他用什么方法……比方说，能不能和您有一些交流？表达他的态度。或者说，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高瑜：“他当然代价非常大了。‘六四’把我抓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他那种紧张……而且那个不是一般的失踪，那开枪啊。连王军涛都担心我被人家打了个黑枪给扔到哪个河沟里了，都这么担心，我先生你想想，一下就急得糖尿病。你说这十几年，我又第二次被捕，一遇到这个事，他的病就重，和心情有非常关系，尤其怕精神紧张。
就在这种请况下，你说他一个男同志怎么度过的。当年是‘六四’打枪，我儿子还小，还得管儿子。一直到我坐监的时候，我儿子又被迫辞职，家里边还有个失业的孩子。你说他怎么过！
你都不知道我出了监狱以后回家，我们家都进不去呀。”
主持人：“其实您本来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趣的人，家里都靠您操持……”
高瑜：“我母亲留下的猫，我们还养了两只狗，那家里边一进去……我开阳台门进，走到房间中间，我已经都……那个味儿啊，已经是都喘不过来气了。你想想两个男人在家，那个沙发都摞着，这个扣着那个，为什么？被猫狗抓得都不像样了。结果到他们两个房间，我那个卧室一看，也就是从来没叠过被子，儿子那个房间也是。”
高瑜：我先生的工作和身体都受到影响，但对我还是支持、理解
主持人：“您先生在工作上有没有受到您的影响？”
高瑜：“那怎么不受啊，很多问题都要考虑呀。非常谨慎的。本来他就不是应聘，可以直接把关系调到《人民日报》，他把调令都揣在兜里边，不敢落实。为什么呢？你到了《人民日报》，我这种情况，那想怎么收拾你怎么收拾你，一个外聘的人还好点。他的胆子和我可不一样。
等我出来以后，他年龄也六十多了，也退休了，什么病都出来了。两次中风，现在走路都不太方便。要没有这么多年的担惊受怕为我的问题……他这也是对我的一种付出。不然他的眼睛是2.0的（视力），飞行员的眼睛，身体也非常好，有运动员的那种素质。到现在成为一个病残的老头，就因为糖尿病那种视力急剧的衰退，50岁就得戴老花镜，我到现在在阳光底下还可以看呢，所以他的付出是非常大的。
但是，到现在他对我还是支持，还是理解。从来没有说‘你看你尽给家里带来这些麻烦，你要从家里的安全考虑，你就不要写了’。
像我写对一些事情的评论，比如我看了《断背山》那个电影，我激动得那夜没睡觉，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我们每个新闻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背山，这就是新闻自由’。我在呼吁新闻自由。
我对哈马斯获胜……我觉得哈马斯获胜了，全世界在关注，中国是不讲话。中国也够吃惊的啊，这个哈马斯上台。但是安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哈马斯，你应该放弃武力，放弃武装，你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这就引起我很大的思考。我说‘如果哈马斯不放弃武装就不算一个政党的话，那我们中国算什么？’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就应该从毛主席进城开始。我就是要进行这样的评论，写这类的思考。我先生他现在如果看了我这些文章，我相信会支持，会共鸣。”
高瑜：人的尊严和我的个性
主持人：“您自己作人最看重什么？”
高瑜：“我觉得人第一要有尊严。这个再选择下去有很多，但是，我更重要的……我说是要敢于讲真话。而且我这种个性呢和我母亲给我的教育……比我父亲还大，因为毕竟我父亲离开我早。”
主持人：“概括一下是什么个性？”
高瑜：“极为独立，不顺从也不盲从。我指的顺从是对不好的，对强权。不盲从呢，是对一种思想的蒙蔽。我觉得更重要的对我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