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要求高瑜补签一个月前文件和预签一个月后文件，高瑜认为不合法而拒签
在前面节目中报道了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今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书所指的“国家秘密”，是中办发2013九号文件，也就是其中提到七个“不准”的那份文件。高瑜提出上诉，5月14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
二审两个月时限到期，法院通知延期两个月，在前面节目中还报道了被羁押的高瑜女士健康状况恶化情况。9月9日，高瑜的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高瑜，之后又将会见情况转告了高瑜的家人。
家人得知8月13日看守所让高瑜在两个文件上签字。一个是二审从7月12日延期到9月12日的延期文件，高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过期一个月了，等于是让高瑜补签。再一个是二审从9月12日，延期到10月12日的文件，则是提前一个月让高瑜签字，等于是预签。高瑜认为不合法，拒绝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但是这些文件都已经发出，因此可知高瑜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到10月12日。
高瑜家人担心她身体不支，药物不足又添新症，重大悬疑未得检查确诊，取保被拒
家人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非常担心高瑜的身体支持不住。前面我们已经报道了7月中旬高瑜曾被看守所带到安贞医院检查身体。在原本多病的情况下又发现淋巴结节和斑块等重大悬疑。
在高瑜和律师及家人一再要求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情况下，至今没有送高瑜进医院再做检查。家人还举例说，对已知的高瑜的心脏病，高瑜得到的药物不足，每次只给她十来粒。而她在家需要服用二十多粒。
高瑜一直头疼，最近又出现严重的牙疼。律师以健康理由于8月中旬为高瑜提出“取保候审”申请，9月7日“取保候审”申请被当局拒绝。
高瑜每天被迫“坐板”约八小时，放风时间过少，看守所饭菜质量差，健康更堪忧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入狱以来，早晨六点半要起床，每天有大约八小时要“坐板”。“坐板”是酷刑的一种，端坐，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做任何事情，只有很少时间给放点电视。再例如，按当局有关规定，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应该在一到两个小时，但高瑜的每天放风时间常常只有十分钟。
家人还得到消息，高瑜所在的看守所近来换了一家承包公司，被羁押人员的伙食质量非常差，饭菜特别咸，馒头又黑又小，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更加担忧高瑜的健康状况，认为现在看守所对高瑜的病情和各方面健康问题不管不治不查，这样拖延着，后果不堪设想。家人要求当局尽快送高瑜去医院做进一步体检，确诊早前发现的重大悬疑，以便有病早治。
高瑜和高瑜案简况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去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9月24日高瑜案以同样涉嫌罪名移交北京法院起诉。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长篇访谈录前已播出的七部分内容简要回顾
听众朋友！
以下请继续收听“心灵之旅”节目分段播出的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前七部分，其中谈到她的家世、童年、大学生活、“文革”经历，以及她自己结婚以后，家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高瑜还回忆了在“改革开放”年代她先在中新社作记者，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期间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一直谈到1989年3月“两会”前后为推进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作的努力，谈到她1989年6月3日早晨在上班路上被当局绑架，家人三个半月不知道她的生死下落。后来家人被告知“高瑜被监视居住”，但仍然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直到1990年8月28日。高瑜被送回家。
三年后的1993年10月2日。高瑜在原定赴美访学的前两天，第二次被抓捕，后被以“泄露国家重大秘密罪”判刑六年，从大红门看守所被送到北京的延庆监狱服刑。
高瑜：我和同学朱丽南的共同爱好与家庭背景的异同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专访录音之八——
高瑜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高瑜的父亲高韶亭先生是“五四运动”之前的大学生。他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在现在河南省的一些县志上，有高韶亭去城里共产党组织的记载。
现在也许人们很难想象，1989年以来几度出入监狱的高瑜青少年时代酷爱唱歌。她唱歌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记录了她内心经历的一个侧面。
高瑜：“我当年最喜欢刘淑芳唱的拉美歌曲，我还记得刘淑芳第一次搞音乐会，那是音乐厅刚建好，我们要昼夜排队。我和朱丽南……她就是空军中将朱辉照的女儿，她带着妹妹，我带着弟弟，我们四个人轮流排队才买上票。
朱丽南是延安的，是坐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我呢，是从小让人给……做地下工作去舞场接头，把我当挡箭牌，抱到舞场说‘他是我的爸爸‘。小女孩招人喜欢……那个样子，我是这种情况长大的。
所以，都不一样。但是这种家庭的‘优越‘，那已经表现出来了。”
高瑜：小学喜欢的歌曲和难得的一段经历
高瑜：“小学最喜欢唱的是——”
（高瑜唱）
“六月的花儿香，
六月的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高瑜：“那会儿很幸福嘛！‘红领巾‘嘛。”
主持人：“那会儿几年级？”
高瑜：“小学4年级以后啦，九岁到十一、二岁。
而且呢，我小学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段经历，我五年级被选……全北京市被选上给毛主席献花，但是我这个没献成，为什么没献成呢？那年我是‘五一节‘献花，因为一年要献两次，选的我是‘五一节‘献花，好像我还长得比那个男孩子高一点。怎么没献成呢？金日成来了，那就要准备四个献花的，你不能男孩给一个献，女孩给一个献，结果就取消了。从1955年5月，‘五一’之后，再也没有献花的了。毛主席那就说‘不要献了‘，因为没有再充足的准备。记得当时那会儿领导也都很年轻，做少儿工作的嘛，都是三十来岁的人。到我们学校反复的看我，让我做各种运动，我们一起上体育课呀……”
主持人：“那时候如果献成了，那照片就做成‘年画‘，过年的时候全国各地都贴起来……”
高瑜：“反正那会儿，我还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没实现（笑）。”
高瑜：从唱“星星火炬”，到唱苏联歌曲，唱《红梅赞》，再到唱“亚非拉”歌曲
主持人：“之后印象比较深的，再大一点，又对什么样的歌曲……对塑造您自己的心灵……或者说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您的那种心情、心态、心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底色？什么样的色彩？”
高瑜：“那当然了。我们那会儿就开始（唱）‘星星火炬‘啊，初中啊，这就是少先队的歌曲了，我还当过领唱。”
主持人：“少先队的歌曲当时唱什么样的歌曲？”
（高瑜唱）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高瑜：“你看我这气都喘不过来了。”
（高瑜唱）
“共产党青年团指引着我们，
召呼我们走向幸福的前程……”
高瑜：“再以后我们就大啦，我们就自己选歌曲了。我们就开始唱苏联歌曲呀。那会儿高中生在唱，我们初中生也在唱。”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对苏联的这些歌曲啊什么的在您的少年时代能留下多么深的印记？你现在回想起那些歌，还能想起来当时那么喜欢的都有哪些歌？”
高瑜：“对苏联歌曲，我当时是几乎所有的热门歌曲，当时有一本叫《苏联歌曲集》吧，这么厚（用手比），我从头能唱到尾。”
主持人：“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教育，比方说苏联歌曲，您能举个例子吗？”
高瑜：“苏联歌曲好多好多呀，太多了。”
（高瑜唱苏联歌曲《山楂树》）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高瑜：“喘不上来气了。这是《山楂树》。就好像现在年青人对流行歌曲一样。我对流行歌曲连调都唱不出来。
再往下就是当时我们上高中了，‘亚非拉‘呀，我们上了高中，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就开始唱拉丁美洲歌曲。我唱刘淑芳的歌曲，唱《宝贝》，好像唱的全校都有名，是印尼的（歌曲）。还有印尼的《星星索》，我全会唱。那会儿我简直没有不会唱的。
我还记得，我是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音机，从小学到中学就是这样。
到大学就不能，要唱什么《红梅赞》了，唱这些东西了，江姐……。”
高瑜：唱革命歌曲，也唱爱情歌曲
主持人：“那时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你们唱苏联的歌曲，有没有受影响？或者是不大敢唱……”
高瑜：“那会儿好像就已经……拉美就占上风了，‘亚非拉’嘛！苏美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以‘第三世界‘自居。所以我们那会儿其实唱很多国家的歌曲，连索马里的歌曲我当时都会唱。”
（高瑜唱）
“起来吧，索马里！
我们要斗争到底……”
高瑜：“那会儿革命歌曲嘛，就开始唱‘亚非拉’的革命歌曲了。毛主席要作‘第三世界‘的领袖嘛，所以这些我们都能唱。不光是革命歌曲呀，‘第三世界‘的爱情歌曲呀，那是阿尔及利亚的吧……你看多偏僻的歌儿啊，我还会唱哪。”
（高瑜唱）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
美丽的眼睛人人夸。
姑娘你和我说句话，
为了你的眼睛到你家。
把我引到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就走啦，
你呀，你呀，你呀……”
高瑜：“那会儿还连墨西哥的，什么的好多歌曲呢。当时刘淑芳唱的歌曲我简直都迷了。现在我和刘淑芳是邻居，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就跟她说……她都知道，我说‘我是你的歌迷’。那天特别有意思，我一大帮同学来找我，上我们家来看我，正好碰见刘淑芳的儿子，送给我们一人一盘带子（笑）。我已经有了她好几盘带子了。”
高瑜：我也喜欢中国民歌
高瑜：“我对中国民歌也很喜欢，很多很偏僻的民歌我都会唱。
当时……这个民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四川民歌……”
（高瑜唱《栀子花》）
“栀子花，
顺墙摘满篮吔，
采花大姐顺墙来吔，
大姐摘朵头上戴吔，
二姐摘朵怀中揣吔。”
高瑜：“我妈还说，在四川的时候，哎呀，那栀子花香极了。”
高瑜：狱中必须唱几首革命歌曲——唱歌简直就成为酷刑，折磨你
主持人：“那您在狱中五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机会想起这些歌，或者唱这些歌？”
高瑜：“不多。哎呀！在监狱里可不得了，让你唱，有一段你必须唱好几首革命歌曲。人人得唱，一组一组的唱。你要是声音小了就不成。”
（高瑜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高瑜：“我们那里边有一个女犯人她（被）判得很重很重，好像是无期，还是死缓。这女的五音不全，楞让队长给揪到台前让她一个人唱歌。简直就是……歌曲已经成为一种酷刑，折磨你。”
主持人：“当时您唱不唱？”
高瑜：“当然得唱了。你不唱全组受罚，你怎么办哪！”
主持人：“您那时唱的时候什么心情？”
高瑜：“我就觉得在受刑啊。”
高瑜：我觉得唱那些歌曲跟大夏天晒毒太阳一样是酷刑
高瑜：“有一次有一个队长特别坏，叫作指导员，姓程（音）的，他检查犯人的东西拿脚，把人家的包，家里带的东西拿脚踢开‘噼里啪啦‘的检查，就这么一个人。有一次让全体女犯开会，非常热的天，太阳毒极了大夏天，有的人靠着墙根，搬个小板凳。很多女犯都是病老残弱的。他就把全体弄到毒太阳下边，让坐成排，让晒太阳，就听广播。
女犯里边就‘噼里啪啦’的一个一个晕倒。我当时是想了个办法，我也不管，记得我还是坐在第一排，我就把脑袋夹在两腿中间遮阳，你要说我没坐好，那我也给你晕倒，就这样晒得人哪……觉得唱那些歌曲跟这个一样，跟晒毒太阳一样是酷刑。”
主持人：“您被送到延期监狱以后，那么漫长的服刑期间，一般的在那里边要做些什么事？是干坐监狱啊，还是说要‘劳改‘呀……”
高瑜：“都要劳动的，就是织出口毛衣呀，我也织啊。”
高瑜：我是延庆监狱“一号特管”，没享受四人监特管待遇，和杀人放火犯12人同监
主持人：“是不是说要你一天要织多少多少……？”
高瑜：“一般的人是有这种的。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都五十岁了嘛，而且我又是‘特管犯’，（就是）特殊管理的犯人有一定照顾的。我是延庆监狱‘一号特管‘。‘特管犯’有两种，一种是处级以上干部犯了罪就是要享特管，不是12个人房间，是4个人一个房间。但是我没有享受到。当时人满为患，还腾出两个12个人的监牢给他们粉刷，让一帮‘特管犯住‘进去了，就是照顾他们。在二监，像王军涛啊，陈子明他们最后都是4个人一个房间。三个普通犯和他们一个‘特管犯’……‘特管犯‘和‘特管犯’还不能住一起，他们因为是‘反革命‘的‘特管犯’。我呢，因为没这种条件，我就还得和那些杀人放火的12个人住在一起。”
高瑜：女犯都干非常繁重的活。里边最难受的就是洗澡，每人五分钟包括洗衣服等
高瑜：“我这些都无所谓的，和那些普通人，就是条件差一点嘛，屋里拥挤。你都不知道，在那里边最难受的就是洗澡。
女犯都干非常繁重的活儿，尤其一个是织毛衣，另外一个就是给劳改系统的做制服，有棉服，那个棉花脏的呀，你都不知道怎么脏。她们要扎机器，单服棉服，规定的。
出来以后……干了一天，她们可不止8个小时，要么十几个小时下来，头发都是白的，都是那脏棉花絮，都必须洗澡的。
洗澡，那个延庆监狱就有两个水房，几百个女犯，一个人规定五分钟，人家都有一个形容，就是说……
开始呢不是，那个时间你想怎么洗怎么洗，管理还不是怎么‘规范‘。进去洗吧，一个人蹲下去，就它那块地，女的要洗下边，一蹲下去，七、八个屁股就把它那个空儿就给挤没了。哎呀，那个人挤人哪！我在那边洗，这边让人‘啪’一盆凉水，这边‘啪‘一盆热水，就互相那么撩吧。到最后呢，又‘规范化’限制时间，一个班一个班的洗，每人也就（给）五分钟时间，你想想，还要洗衣服什么，哎呀……”
高瑜：监狱要折磨所有犯人不让你有自尊。忆一次三百来个女犯露天一起洗澡
主持人：“在这样的狱中生活……特别是经历了一共判刑六年，坐了五年半，在监狱生活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您觉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会不会完全被同化成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囚犯，还是说……您能够留给自己的还有多少？”
高瑜：“监狱里边就是要折磨所有的犯人，就不让你有自尊，队长可以随便骂人。一个破破烂烂的监狱，还要‘创文明监狱‘，给水房贴瓷砖。那个水流的都是……甚至能带着蝌蚪、草根……我们都一个人一个水兜，就这样的水有时候还停水。水兜过滤，反正他们有扎（缝纫）机器的，给每个人都扎一个水袋，那是延庆监狱的标志——一个水袋，就是那个水污染的非常厉害。在那种情况下，有一次还要搞‘文明监狱建设’铺瓷砖。我们就没有水房用了，全部就是有一次露天洗澡。弄得三百多女犯，没有地方洗漱。
有一次大家洗澡就让到院子里洗。女犯嘛，高门大院，单独一个院子你就让大伙洗好了。也不知是谁，把衣服脱下来了就‘哗哗’地冲，整个一下子，半个院子是白花花的，全是赤条条的。”
主持人：“您自己当时也脱光了……”
高瑜：“都得那么洗呀。”
主持人：“也很想洗……”
高瑜：“都洗呀。她们说‘别让秃子们看见’，‘秃子’就是指男犯，男犯不都要剃光头吗……我说‘他看见也没有办法，全是一样的，那么几百人他看谁呀？’白花花几百个女的赤条条的。
那个女警察还乐。结果呢，我记得我洗完了就把‘囚皮’——他们管犯人穿的衣服叫‘囚皮’，囚犯的皮——我就穿着回来了。那个警察忽然那么一愣，马上站起来骂起来了。她看我穿着衣服洗完了，说‘你们还要脸不要脸？……’就是大骂一通。那女犯洗澡不在院子里洗……（警察）为了减轻她的责任，就是突如其来又把女犯骂了一顿。我想起院子里那个样子，白花花的……”
主持人：“多少人？”
高瑜：“三百来人吧。”
高瑜：可怜的精神病犯人，看守所恶劣的饮食，做饭的男犯人恶劣的行为
高瑜：“从1997年为了香港回归，把社会上已经放出去‘保外就医’的人全部收回来了，还有一群精神病人。精神病人非常可怜，他们都失去行为能力，到那里边就给你打药。有些就狂躁了，一看那个环境非常刺激，就狂躁。打（针打）得一个一个都痴呆的脚都挪不开，脚都抬不起来，给你药量用的。所以你说，既然是精神病犯人你还把她抓回来做什么？
后来听说我们走了，我们那个女监的院子就全部变成医院了，就专门关押精神病人。
所以，在那里边太艰苦了。而且好几年我们早晨就是一点棒子面粥，给一个馒头。中午有一点菜，里边什么都有，树叶什么都有。而且男犯做饭，甚至……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在外边捡的女的用的例假棉，给你丢到饭桶里，那都是些流氓。”
主持人：“这是什么心理呢？”
高瑜：“就是啊。我都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她们告诉我的，那谁能嚷啊，一嚷嚷大家都不吃饭了。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晚上基本上就是一个窝头，一点烂菜汤，那菜汤你都没法喝。后来可能是大家有点提意见吧，晚上才有一点菜，菜里边没油没什么的，我到里边瘦得啊。”
高瑜：坐牢不改自尊乐观，我还是我，我从来没觉有得自己是囚犯，因真理在我这边
主持人：“我们是从唱歌说到这里，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您当时在那个岁月里您的爱好。您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唱歌、喜欢唱歌的人，是活泼开朗的人。您整个性格的变化在从少年时代一直到后来走进牢房……在这个过程中，性格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高瑜：“没有。我反正一直是……第一是自尊，第二是乐观。队长他们对我当然比别的犯人多少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背后曾经说过‘你看人家坐牢坐的都那么硬气’。但是这就不是所有人就这样了。我是非常自尊的，我觉得我进去和我出来一样，我穿着那身‘囚皮’，坐那儿织毛衣，牵棉活儿，就是她们扎好的棉袄，我们给钉扣子，牵边儿……我一样，你们是要‘专’我的‘政’的人，你‘专’不了我的‘政’，因为真理在我这边。”
高瑜：浑身皮肤病的痛苦，双手全坏了，无法劳动。入狱四年才停止干活儿
主持人：“那您在监狱里边将近五年半的时间是一直都要工作，还是有的时候只坐监狱不用干活儿？”
高瑜：“我到1997年以后没法干活儿了。浑身皮肤病，一夜只能从（凌晨）4点睡到6点。浑身痒，痒得我都拿开水泡到毛巾上烫，这边拍拍，那边拍拍，反正都是女监，我到走廊里怕影响大家睡觉。这样的话一直从晚上九点半钟就熄灯了，开始睡觉，我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要等到4点钟才能睡一会儿，那种折磨……。而且我的手所有的指纹全部是血口子。大热天我只能戴双皮手套，因为我那个塑料的那种一次性的手套把手闷的全是汗，没有办法。”
主持人：“1997年就是您入狱以后已经4年的时侯……”
高瑜：“对，对。已经折磨得浑身是病了，皮肤病已经严重到每天经常是他们得带我去打针，不打针那就非常严重，满身全是红疹，我这胳膊呀，一弄开就是‘唰’从上红到下，整个身上……我爱人那会儿接见的时候，看着我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他的心情，那只是压抑着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干活儿了，就是这个，从1997年之后，我就没有干什么活儿，因为我手已经全坏了。”
高瑜：1997年奥尔布赖特来华本可能释放我，因联合国给我新闻自由奖，我未获释
高瑜：“到了1997年春天，忽然把我拉到滨河医院就是劳改医院，作全面的身体检查。那会儿有迹象，可能就是要有动作该出去了。那我已经光监狱就（关）三年了，算抓捕时间已经是三年半多了。后来我才听说是奥尔布赖特来了，跟钱其琛中国政府谈判。特别提出来……提了个名单，好像我前边是魏京生。他们回答说‘除了魏京生都可以考虑’。结果奥尔布赖特谈判完就跟钱其琛说‘你把高瑜给放了’，说‘我们美国最讲的就是新闻自由’。他们也没有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2月，就在同时开普敦……联合国设第一届‘新闻自由奖’，结果就给我了。完了情况就变化，我出去（的事）就停了。本来我可能……不知道是政治交换呢，还是把我就‘保外就医’放回家，我估计也得是政治交换，因为是奥尔布赖特来谈的条件嘛。这样我（出去的事）就停了，也不让我干活儿了。我这两只手啊，所有的指纹，血红的口子，也没法劳动了。”
高瑜：我不认罪，织毛衣和做一些事情积累的分数够了，也不能得奖获减刑
高瑜：“那些女孩子啊，夜里边就睡一、两个小时，还有那些女犯，不停地织。而且刚来的犯人根本不会织，有些人从来不会织毛活儿，就逼着，强迫着你也得学会，她们要减刑嘛。
我反正……我不认罪，我织的分再多，我也减刑不了。但是我织的分数也够得奖减刑的，不会给我奖。奖励都是什么……第一等奖是‘劳改积极分子’，女犯可以减（刑）十个月。还有下边的几等奖，最少的也能奖（减刑）三个月。我反正够分数了，当然我得不了‘劳改积极分子’，但是我要把其它的，好比我帮队长写报告，帮着那些警察参加什么‘自学考试’我要是严格要求起来完全可以得‘劳改积极分子’，因为我不认罪，我就不评奖，不减刑。
我就是不认罪，他们好像说我是那个女监有史以来……我那个监狱还关过聂元梓嘛。因为司局级以下的都得进这种监狱，部级以上的才在秦城。二监是后来盖的男犯监狱，二监是北京市第二监狱，全部是男犯。女犯绝大部分在延庆，还有少部分在少年管教所，少年管教所更严。但是，我刚去的时候，延庆（监狱）是松散的，都病老残弱，所以女犯也是比较松散的，水房一天到晚开着，厕所一天到晚开着，基本上比较松快，还能过。
很快就不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