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寻遍天津生化爆炸事件，关于死难者名单依旧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其一是一个大名单依旧缺乏，这个现象延续了零八年川震的灾难特征；其二是死难者中体制内外、阶层上下严重不平衡。生前在权力体系中的差序格局，照旧反映在死亡上。
曾经问过许多仅仅关注灾难进程的人，当问及有多少非消防员、非体制内死难者时，大多是回答不上来。有的带有犹豫“好像是有的吧”，然后一查资料，无非是一个含糊的数字。关键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底层死难者？他们有什么故事，统统语焉不详。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灾难发生后至今，死难的消防员、警察都被冠之以“英烈”之名加以祭奠。编外的消防员也在为挤进官方高规格对待的名单，由其家属在场外竞争——直到李克强发话说“英雄不分编内编外”——这场关于英雄的名分之争似乎才告一段落。
媒体的镁光灯也不吝啬，将焦点集中在消防员这些高能见度的死亡上。原因很简单，他们更有故事性，更容易体现灾难的严峻，更能造成歌颂的由头。而那些在爆炸中存疑的民工简易工棚、寂寂无闻的居民，则因为故事乏力，而被暧昧地冷落了。
同样是赴死，有的被称之为“牺牲”，有的则什么也不是。而决定死后这一待遇落差的，无非是他们生前所占据的阶层高低。生前无名，死后无籍；生前是体制荣华，死后亦有体制加冕；生前无非是蜷缩在工棚讨口饭吃，死后也是消受被遗忘的命运。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消防员这类体制人员的死难，被反复咀嚼？而可疑的民工死亡却被冷置？一个可靠的解释是，歌颂体制内的死亡，将其神圣化，可以继续让意识形态的蒙哄作用起效；一旦查证大量民工伤亡，将从根本上动摇“救灾才是新闻”的主旋律。
所以，到了这一阶段，舆论上形成了公开的角力。媒体在释放出事件发展的逻辑后，在核心事实上没有进展。与此同时，舆论释放出明确讯号，提请注意民工及底层人士的死亡。这两种看待灾难死难者的角度，实际上正处在竞争当中，决定其走向的动力，只怕已消失。
为何这样讲？李克强赶赴天津之前，救灾指挥处在相互推诿的状态，相互扯皮，对于扩展救灾成果几乎没有帮助——原因就是在救灾的原则上，各路神仙打架——直到李克强四天后“来晚了”，但也只是对消防员的编内编外做了定论，对底层死难依旧不置一词。
现如今，对底层死难者状况的质询，由同样的底层人士抛出来，但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对于敲山震虎一般提出的“数千民工死伤”的求证资讯，官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甚至迟迟没有按照“谣言”处理。这中间的政府反应相当蹊跷。
总之，看一场灾难所浮现的中国，仅从死亡者的身后待遇上，已然可见一斑。人生而不平等，人也死而不平等。对死难者的抑扬，代表着某种精心考量对于人群区别对待的良苦用心。所谓精英如何？权贵如何？到底还是那句话，即使在死亡上，也分“我们”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