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阅兵之肃杀，可见於一则笑话：话说有游客在一座闭了门的美术馆前看到公告，上头竟然写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术展》因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暂时取消」。其实这是个假消息，那个美术馆暂时闭馆只是为了布展而已，没过几天，展览就顺利开幕了。可是，许多北京人在明明晓得是个误会的情况底下，还是照样兴高采烈地传布这条消息。为什麽？大概就是所谓的苦中作乐吧。
的确，机场航空管制，汽车限号行驶，长安街上的酒店歇业，三里屯附近店家关闭，有些饭馆要实名登记才可入座点餐，有些厕所要实名登记才可进内如厕，三步一岗丶五步一哨，偌大一座都城恍若戒严。天上却是难得一见的晴空万里，蓝得不可思议。这种蓝，大家管它叫「阅兵蓝」，就和几个月前的「APEC」蓝一样，美名背後带点戏谑，只有国家办大事的意志才能扫开雾霾，造就这久违的澄澈。其代价则是周边省市百业停转（有些村镇甚至乾脆封灶，不许大家在这几天开火做饭）。好玩的是，喉舌媒体还把「阅兵蓝」当成毫无讥讽意味的美事，主动向民间徵求百姓自拍的「阅兵蓝」照片，集体「晒图」贺阅兵。
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原来不用多久，就会慢慢让人习惯，就会渐渐从荒诞变成了常轨。去年他们在高等院校发起清理自由主义等西方不良影响的运动，学界一片不满。教政治思想的不让教洛克和孟德思鸠，教社会学的要少用韦伯和涂尔干等西方大师经典着作，那请问你要教什麽看什麽？後来，有地方官媒批判「多啦A梦」，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再後来，有贪腐下马的官员公开哭诉，把自己包养十几个情妇的原因归在「西方思想的影响」。有人反对玉林狗肉节，就有人反驳说保护动物的思潮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我中华文化无关。有人指出股市乱象是目前经济局势的结果，就有人反驳这其实是西方反华阴谋势力在恶意搅局。一开始叫人生气，後来只觉好笑，然後就笑不出来了，脸上的肌肉全部僵住。
一个朋友研究美国立宪的过程，用心写完一部专着，他们不让出版，理由是「你写美国宪法，那肯定是要说他们好罗。你说美国好，那就等於是要说中国不好」。一位餐厅侍应很认真地要和我探讨北京雾霾的问题，他告诉我：「一位智者认为雾霾根本不是污染，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於是我也很认真地和他分析什麽叫做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什麽叫做空气污染的客观标准。可还没等我说完，他又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论点：「但那位智者还说，北京雾霾这件事根本就是西方阴谋，证据是第一个公布每天空气中PM2.5含量的是美国大使馆」。那顿饭，我们还谈了许多其他的事，例如「香港占中的背後是不是英美的阴谋」。
我累了，就和整天用尽全部力气全方位破坏中国和谐发展团结稳定的西方反华阴谋势力一样疲累，於是我只好对他敷衍：「这些事都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以後有机会再谈。」
短短两三年，这个国家怎麽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大批律师被捕，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拆，就连呼吁女权都要捉去审讯。我知道，说这是文革回潮未免太过夸张；可最近一连串奇妙事件，却又真能使我开始理解过去的历史究竟如何展开。
首先要有一个「主旋律」，一种意识型态营造出来的气氛。然後就是官僚，以其体制之内养成的经验和惯性去判断有为与不为的分别。他们要判断何时该当作为，做些什麽；以及何时该当不为，不做什麽。几个步骤下来，便有了今日的局面。
反贪雷厉风行，吓坏了所有官员，他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出错。而害怕出错，不只会使得很多人束起手脚不愿干事，并且还会使他们反过来做多点事，把经过自我诠释的上意能推多远就推到多远，以免一根棒子打下来，说他们「不尽责」。例如那些村镇的封灶行动，是不是有什麽根据使得他们相信百姓生火做饭一定会产生废气，而且一定还会因此破坏掉当局极力呈现的「阅兵蓝」呢？不是的。他们只是担心万一阅兵当天北京空气不够好，事後上头要求检讨，层层责任分派下来，最後会数到自己头上罢了。万一真有这一天，他们就能理智气壮地大叹无辜，说我连老百姓烧柴煮饭都禁掉了，雾霾又怎麽会关我的事呢？至於这麽干会不会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因为他们的不满比起当前发下来的第一任务，实在有着鸿毛与泰山的差距。更何况非常时刻，人民顾全大局，自发配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国家的意志就是这样由上往下地一路贯彻开去，上面说一，下头就会狠狠地逐层加码，将布置下来的工作几何倍数扩张完成。如有民怨，那同样也是不关他们的事，毕竟他们也只是想尽责做好工作而已。
同样地，当上头宣布要「三个自信」，要在西方面前昂然独立，抗拒西化邪说。下面各级相关人等就会自动衍义，想方设法地执行这些原本不知应该如何实现的抽象而虚幻的信条，把它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规定与行动。例如阻止一本研究美国立宪史的学术着作出版，其实就连中宣部都没有明确说过这类书籍不得面市。可是他们怕呀，怕有一尾漏网之鱼遭到举报，说它公然鼓吹美式民主，用心不可告人；他们怕那举报者有身份有地位，怕他的投诉直达天听，怕中央最後会下批示，怕自己被人质问当初怎麽能放过一株如此危险的毒草。这一切当然都是想像出来的，好比一个思觉失调病患的被害妄想；不过就像所有被害妄想狂一样，他们必定要问：「你如何肯定这一切不会发生？」正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这部深奥得其实没有多少读者的书注定不得出版。
他们害怕降职丢官，是因为直到不久之前，中国都还没有比当官更好的职业与人生规划。他们一辈子刻苦经营，低头做人，把所有的时间丶精力丶智力和品格都投资到这条道路；乃至於就算这世上还有比做官更好的选择，也都没有回头的能力了。所以许多中国公务员竟然会在几年前的调查访谈里说自己属於「弱势群体」。所以有些官员会在大事不妙的时刻毅然自杀，似乎要是不做官也就连带地不知道应该怎麽做人了。
这种种情状，有点像当年的「大跃进」，为了达成指标，不惜谎报亩产，不惜饿死百姓。
又有点像过去把「资产阶级敌人」当成头号目标的年代，现在他们将一个模模糊糊的「西方」树为仇雠，几乎所有领域所有层面都能找到敌人的影踪；从娱乐节目到金融市场，从图书馆到互联网，无处不见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影响。这麽夸大西方影响的力量，有一个显见好处，那就是卸责。如果出了什麽问题，被人追究，说起来也不是自己不够努力的错，都只恨敌人太过狡猾险恶。
又由於那看不见的敌人着实厉害，自己站在对敌前线，所以上头反而很该大力支援自己，放权放钱放资源，好让自己成为国家新的长城。不单只是要大队人马严防死守，今天揭发西化女权运动的危险，明天抑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扩张，以实际业绩替国家立功；更得在必要时主动出击，对外输出中华文明软实力，花大笔银両弄些节目丶图册，和女子巡回歌舞团。渐渐地，早些年成形的维稳经济就有恶化成维稳腐败的迹象了，不向社会直接伸手，但从国库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