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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很了不起

我们兄弟姐妹这一代都能上学,学得好,在我们邻方村子少见。只要能上学,六十年代都上到了顶。说文化,都算有文化了。

我们的母亲不识字。

下一辈齐齐刷刷都文化高,母亲是个文盲,面对她的孩子就有些自卑。说话办事,要看孩子的脸色。商量事情,抬起眼睛看她的孩子,那目光就软弱无力,那是要她的孩子做主的意思。

我们兄弟姐妹也就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凡事习惯给母亲做主。那心里的意思也明白,一个农民,知道什么。你知道东半球西半球吗?你知道清朝民国吗?你知道党中央主席是谁省委书记是谁吗?你只知道些村里的事,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琐碎,没意义。至亲亲情,我们还不至于鄙视母亲,可总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

真正认识到母亲很了不起,我花了几十年功夫。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父母亲都不愿入社。我家是中农,还可以理解。三姑家是贫农,却是坚决不入社。她拖了好几年,在村里最后一个入社。她家没有大车牲口,一到收种,就来我家求助,父亲就套车去帮她。拖了两年,我家终于入了社。三姑再来求助,我家的大车叫驴都归了生产队。母亲看着三姑沮丧的脸色,料定农业社长久不了。她说:俊娃(三姑的小名)没有车马,都知道伙着干不成。你看还有谁愿意入社?

1960年,吃食堂。定量六两,每顿一个小窝窝头,一碗玉米面糊糊。我上高小,不够吃。不够吃就朝家里要。母亲只好自己饿着省,给我挤兑点。肚子老是空的,没个消化的,那个叫胃的东西,整天肉磨肉,母亲终于病了。

母亲的病,当地叫“犯肌”,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犯上病来以后,绞肠割肚一般。一天我放学,母亲领了饭,就疼得炕上翻滚,止不住叫唤,渐渐地声息小了,我不知道危险,依然在脚底吃着母亲从嘴里省出的玉米渣子。一会儿来了邻居,见我妈在炕上气弱声微,老奶奶就骂我:

“这孩儿,你妈都成这了,你还自顾自吃饭!”

我妈这病也有叫绞肠痧的,几十年后我得知了它的学名叫胃痉挛。那年月没吃的没喝的,胃空着,肠子空着,越空越要强力蠕动,不抽搐才怪,抽结成一个硬块,人能疼死。

眼看着大家都挨饿,母亲便埋怨日子不如过去了。倒是我这个小学生,觉悟高的很。按照老师讲课说的教育母亲,这都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遭了灾,苏修还逼着我们还债,实在可恨。学校带领我们回忆民国十八年大荒,光绪三年大灾,我写了顺口溜描述前朝饥馑,歌颂自然灾害以后新社会还能吃到六两粮食。母亲狐疑的目光看着我,啥也不说。

一天打扫壁龛,母亲翻出来一张领袖像,她问我:这是谁的相片?

我一看,是1950年代流行的那种毛主席像,比后来的小一些,衣服颜色也偏蓝绿。我说:毛主席像。

母亲二话不说,拉下脸,刷的扯了,揉成一团,扔到脏土堆里。

我有点害怕,也有点奇怪,毛主席不好吗?母亲为啥不敬毛主席呢?

我尊敬毛主席,是老师的教育灌输,母亲的大不敬,那可是饿得半死体会出来的。

我中学快毕业时,村里组织宣传队,就是闹家戏的村里剧团。唱的全是当时流行的剧目。排戏了,拉上我。1965年社教,我们唱《三世仇》《苦菜花》。《三世仇》是延安时代的老剧目,财主“活剥皮”为了强占村民王老五的一块好地,逼得王老五家破人亡。王老五关押遭枪决,儿媳上吊,一对孙子孙女讨吃要饭,孙女卖给旁人。台下看得哭的哭,抽泣的抽泣。母亲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她像是鼓足了勇气,终于探寻地问我:

“你说,那是唱戏里咯,那财主可就当真那么坏?”

母亲的目光对着我,她分明是遇到了一个难题,她想不出答案。她问我,我能怎么回答?我受的教育,财主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奢侈享乐,欺压乡里。都和黄世仁一样。

母亲看到的财主,和戏里的财主当真不是一个样子。我那个村子在涑水河河槽,土地少,没有什么大地主。所谓地主,也都是和长工一起下地,舍不得吃一条鲜嫩黄瓜的土财主。依靠几辈子勤俭积攒,置地置业,恰恰赶上了土改,成了斗争对象。挨着我家的几户贫民,倒是游手好闲,二流子习气。吃喝嫖赌踢腾完了光景,土改于是成了革命动力。我的邻居红眼庆和就是这样。他家原来也有祖业,红眼掌家以后,嗜酒吸毒,很快败了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庆和依然嗜酒终身,买不起,偷卖家具,换一点家酿的劣质红薯干,抿一口醋合辣椒面。村里人说起庆和有个顺口溜:“木囊不木囊,一天喝四两。”是说他不管事情急缓,每天小酒不能断。

母亲多会儿说起庆和,总是满口的不屑:

“你看人家庆和,真是一辈子好过。兴洋烟吃洋烟,兴料面吃料面,兴药颗吃药颗,卖了地卖了房,贫民时兴了,人家又是贫民。”

母亲的疑惑,是对那场革命的疑惑。

洋烟就是鸦片。料面是粉末状的毒品,药颗就做成药丸了。都是毒品。吸毒嗜酒,好吃懒做,终而成为革命动力,这场革命的价值何在?

母亲对民国乡村,印象颇好。一直到后来几十年,她不知道中共新政权的县长县委书记是谁,民国时期的本县有名的乡绅,她可是能数出不少。坡上的毒药罐,尉庄的王万年她知道大概,西张岳的霍张管,南庄的孙步皎,她更是熟悉,经常诉说他们的历历往事。可惜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中共的书记县长,对母亲的叙说搭理不搭理的,母亲非常失望。

我是在50年以后,翻阅乡村文献,才逐渐体会到母亲对旧时光的依恋。民国时代政权不下县,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绅宗族秩序调节。中共的新政权,延伸到村一级,对乡民的强制管束严格多了,老百姓感到了越来越多的不自由。民国时代,县党部宣传部门,一个部长一个干事。乡公所,一个乡长,一个乡丁。现在的中共县委宣传部,估计能养100人。乡政府,光班子就有五套。母亲的向往不是没有道理,哪一种乡村治理更好,不难判断。

母亲愈到晚年,越多说起霍张管、孙步皎。这两位乡绅在邻村,能看到听到,对他们的感受就更切近。

霍张管、孙步皎是我们那一带稍有名望的财主。霍张管在村里地多,在猗氏城开着油坊,算是个小手工业者。孙步皎教过学,当过县政府的小职员。中共土改镇反时,他们先后遭到镇压。

母亲说起他们,常是无限同情的口气。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啊,不知道他们后人过得怎样啊。这让我这个新政权的干部很不中听。总觉得,用官话说,母亲的立场没有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来。母亲的阶级觉悟很低,糊涂又危险。

几十年后,一次大哥和我说起了西张岳霍张管。大哥说:你知道霍张管咋死的?土改斗争他受不了,逃到国民党把守的运城躲了起来。解放军三打运城,城破了,各村的农会都组织进城抓捕自家村里的逃亡人员。农会叫“识别队”,当地人顺着这个音,都叫“抓鳖队”。西张岳人当然一眼认出了他,押解回村。斗争台子支好了,他一看阵势,就知道难逃活命。他连忙下跪求饶:只要保住一条命,家业,财产全给了你们。农会不允。农会主席带头呼口号:“大家说怎么办?”“乱棍打死!”于是农会主席一把揪住,像拎起一头猪羊,提起扔到台下,众人棍棒齐下,果真乱棍打死。

霍张管其实没有什么罪恶,就是左倾土改闹出来的惨案。

孙步皎死了多年,几乎没有人提起了。去年联系上宁夏农业科学院的高兆宁,他是著名的昆虫学家,80多岁了。幼年时代,他寄居在我村上小学,孙步皎当过教员,可说熟知。聊起故乡的往事,他说,枪毙孙步皎那天,几村村的村民都去看热闹。过了一阵子他去一个同伴家里,一进门,人家土地爷壁龛里放着一个旧碗,碗里装着一坨坨白肉,像绵羊尾子,白蜡蜡的,表面有血丝。一边塌下去,像是挤压过。他问同伴:这是啥?

玩伴告他,他家里有一个痨病病人,要吃人脑才能好。前一阵枪毙人,枪子打开了脑袋,我就取了脑子,盛在碗里慢慢蘸着吃。他接着笑模悠悠的说:

“你知道吗?这就是孙步皎的脑子啊!”

任谁听到这里,都会五雷轰顶,毛骨悚然。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都读过吃人血馒头的故事。不过,那吃的毕竟是个生人。这个孙步皎,就是邻村的熟人,这一家就这样笑模悠悠每天蘸着他的脑子吃。惨无人道,真个叫惨无人道。

看了霍张管,看了孙步皎,母亲的心情肯定不会倾向革命。这一场革命的血腥残忍,就在她身边上演,她不会跟着去歌颂革命。即便从人道人情出发,她也不会同意这样处置革命对象。她对于革命风暴里的残害,深怀恻隐之情,由恻隐会生出对抗。

母亲一直到晚年,陆陆续续说起霍张管、孙步皎,感叹他们的身世和不幸,同情他们的悲惨下场,还不是想做一点人道主义的补救教育,无奈我们都不理睬,母亲自有自思自叹。

往后些年,母亲说得多的,是我家的房产。

土改时分地分房窑,我家20多间房子,9口人,不算多。后来大哥南下,一家三口离开,两个姐姐出嫁上学,少了五口,家里的房子一下子显得空荡了。

村里来了工作队,会安排住在我家。队干开会,也会占了我家的厢房。吃食堂,有一阵子,就占了我家的偏院。

大跃进刮起共产风,眼看着财产都要归公。有一天,生产队来人参观,政治队长带着客人看新农村规划,她指着我家的房子,给参观的说:

“像这一家,以后都要拉平。”

母亲终于感觉到自家的住房受到了威胁。她不明白,为什么住得好好的,人家自己的房子,政府说一声腾了,你就得搬出去。工作队就给她解释:房子是你盖的,可是土地是公家的,全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叫你搬家,你就得搬家。

大跃进以后我们没有搬家,但是母亲却是永远记住了这一次惊吓。她知道了,现在和民国不同,没有个人各家的土地。生产队的地是公家的,住宅基地也是公家的。公家不叫你占了,你立马就住不成。

像这样的土地国有,除了几个极端的共产国家,全世界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是这个样子。我们却是几十年强制地推行过来。国家无偿占用土地,拨划权力极大。集体土地控制在几个队干手里,分给谁,不给谁,尽由他们。国民的自建住房都没有保障,这大约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

母亲自打知道了自家的无助和无奈,坐在门口和乡邻聊天的时候,一旦说到住宅基地,母亲经常会说一句笑话:

“你说咱先人咋就那么痴怂,当初盖房子的时候,怎么就盖到人家的地皮上。”

这是母亲对于平调房产的不满,也是对建国以后土地制度的抗议。她一个农家妇女,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出自己的牢骚,这是底层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很微弱。可是想到那么多人糊里糊涂随风倒,母亲能表达自己的反抗,还是很有眼光。

母亲高龄,活到本世纪初去世。她没有想到,当年她的忧虑,在嗣后几十年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倒卖,房价高企到令人惊悚。为保卫自家的房产,爆炸自焚的事件屡见不鲜。推土机警察黑社会密切配合,一幕一幕暴力掠夺土地的惨剧日日上演。个人的私权从来没有这样遭漠视。一轮又一轮的盘剥,国民的膏血养肥了一批权贵。

我也渐入老境,这些年,反躬自问,萦绕不去的念头是,当母亲在疑惑、质问,反感、反抗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母亲不愿入社的时候,我在表快板歌颂合作化。1960年饿死人,我跟着老师说这是暂时困难。对于新旧对比,国家的根本制度,我们只知道听上面宣传,可曾有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可曾有过母亲那样的深切感受并坚持自己的记忆感受?对于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的侵犯私权,我们还不是跟着讴歌强权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在乎一家一户的得失么?

这就让人迷惑了,为什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对世事的判断不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

是所谓的理性害了我们。

母亲没有念过书,她只认自己的感受经见。几十年的切肤之痛,她不会改变自己的定见。我们自认为见识广,读书多,知道得多。在感受之上,总高悬着一个理想。纵使自己受难,总还认为是为了大众。纵使千百万人受苦受难,总会解释为为了明天的理想。为了那个乌托邦,我们在脑子里化解勾销了国家民族的奇灾大难。无论正确错误,我们都做正面理解,总有一种道理能说服我们。我们就这样被洗了脑。这样一来,个人家庭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民族的苦难可以理解为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目标。那个高悬的共产主义我们还没有见到,倒是沿着伟人指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们抢先下到了地狱。

经常有这种情况,简单的事实感受比复杂的理论推想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解放战争末期,毛泽东就曾经运用过这种推理判断,他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对中国战事的认识,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多次论说过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倒是工人农民常有正确的判断。此时,他怎么没有看到,除了他的批发真理的理论班子,千千万万个农夫农妇正在抗议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愿意看到罢了。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此话堪为至理名言。近年有学者大讲世俗理性,意思还不是要注意世俗的感受,高悬的主义往往误国害人。胡适先生号召国民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因为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治理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强权之下母亲的心有不甘。

看到现在的几个大学教授,搬出一套一套理论,论述饿死3000万怎样是前进的代价啊,文革大劫难怎样是民族的学费呀,我就想到,他们对于世事的判断,简直不如一个农妇。

想起我这几十年的精神迷茫,荒唐行走,我就想到,若论政治觉悟,我不如不识字的母亲。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越来越感到母亲很了不起。

20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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