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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接待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长

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们团有个闻名全军的模范,他叫叶洪海,是装甲连的饲养员,喂猪。叶洪海好琢磨。那时人还吃不饱,哪里有粮食喂猪,喂猪主要是用青草。叶洪海把酒曲酱曲醋曲混合,用来发酵饲料,庄稼藤蔓、青草这类东西,发酵以后猪就爱吃。叶洪海的事迹报道出去以后,上级很重视,北京军区给他记了一等功,1970年10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叶洪海“模范饲养员”的荣誉称号。

叶洪海的事迹传到海外,当时我们的盟友阿尔巴尼亚就想来学习。1971年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长皮罗·多德比巴访华,要求来我们部队实地考察。和农业部联系,国家同意他们到我们部队看看。

这可是惊天大事,我们部队立刻紧急动员,商量研究如何接待这位外宾。“文革”时代闭关锁国,和国外很少打交道。外国客人来了,也就是见一见国家领导人。普通人很难见到外国人。这一回,外国人到了一个小军营,当兵的都能随便看到、交谈,政委团长深感责任重大,绝对不能出任何事情。在军营,安全当然没问题,所谓出事,就是怕丢人,丢了中国人的人。

部队的第一安排是充实装甲连的猪圈,叶洪海是养猪模范,猪场要有一定规模,猪一定是滚瓜溜圆的。从全团连队调猪,谁家的猪好就拉到装甲连冒充。喂猪用多少粮食?全团要统一口径。当时阿尔巴尼亚农业部的数据是五斤粮食长一斤猪肉,到了中国农业部,听说叶洪海只用二斤粮食,已经很惊讶,到了我们团,听到四两粮食长一斤猪肉,简直发现了奇迹,惊叹不止。在驻地散步,遇到战士很容易,团里领导最害怕农业部长随意和战士交谈。政工部门早已研究好了应对,家在农村的,每年分粮多少,分红多少,吃上了白面大米,过节有肉,过年要穿新衣,出门有自行车,回到家听收音机,等等,全团都做了统一布置,按照个人的家庭情况设计,每一个人都能捧出一份标准答案。其实那时的中国农村,正在饥饿中挣扎,吃不饱是普遍现象,甭说用度了。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让外国人看到了一个鲜活光亮的中国。可是回头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导演安排好的群众演员。

中国人据说是最要面子的民族。尤其是来了客人,更得撑足劲保全自己的面子。罗素就曾经分析过中国人的面子心理。要面子甚至不惜形式主义,以表面堂皇掩盖内里的种种缺陷,是国人常有的毛病。这种要面子一旦遇上接待外宾,表现就更加突出。因为这个时候要面子不是为个人争面子,而是为国家争面子。要面子掺杂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要面子就来得格外强烈。上级号召导演本来已经过分,更有下级积极配合,认真地讲一番自己明明知道的假话,掩盖自己的贫穷落后,以为这就是为国争光。上级完成了严防死守的使命,下级也以为自己未曾有辱国家面子沾沾自喜。这是一出各方配合上演的完美喜剧。

面子主义这种虚伪的道德观,在“文革”十年接待外宾时可称为登峰造极。一旦外宾来访,走上街头,十里长街小学生放假迎宾,欢跳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外宾要到食堂就餐,职工只能饿着肚子等待,聚餐时装出一副鱼肉管饱,嘴角流油的样子。外宾要上厕所,提前一天关闭厕所,大家憋着屎尿保持清洁卫生。外宾要参观哪一家,提前摆好电视机沙发家具,饿着肚子展示自己的幸福生活。外宾要参观的大寨县,拘留所有的讨饭乞丐,以显示五谷丰登家有余粮。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无非捕捉到了随地吐痰、小脚老太、公共厕所有蹲坑无坐便等“缺点”,便被当作反华影片大张旗鼓全国挞伐。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真是个戏剧化思维方式至上的国度,上面一号召,国人就会迅速戴上不同的面具,依据戏剧演出扮演不同的角色。上面要的是装出来的中国,国人演出的是虚假的自我。这里面当然有不得已的装扮,那些自觉自愿遮掩贫穷落后,心甘情愿装假造假以“为国争光”的人群,更加令人深思。

近年来腐败盛行,有学者总结出腐败之一种叫炫耀性腐败。这种炫耀,在个人是披金挂银,奢侈消费以引起别人羡慕嫉妒。在国家在集体就是大搞形象工程,宁要金玉其外,不惜败絮其中。其实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信息很难封锁。当外宾的来访已经成为常态,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我们没有必要向外国人隐瞒什么。国民的日常生活信息,不但在国内公开透明,给外国人看看也没有什么,这点自信还是应该有的。

我们接待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皮罗多德比巴一行离境以后,谈起中国饮食,有人问在中国什么吃的最好,他们表示,最好吃的是我们部队的老玉米、蒸南瓜、烤红薯。对那些大鱼大肉,反而没有印象。这也说明,只要以诚待人,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外国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刻薄,他理解你的难处,更欣赏你的坦诚。

2014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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