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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恋爱

1970年,二十五岁的爸爸正在焦急地寻觅着配偶,他所处的不是一个能够雍容自在的年龄,且不说生理需要,只要再过两三年,还未找到老婆,就可能沦为永远的光棍。因为在乡下,大家都是在交配的最佳年龄草草结合,错过这个村,就很难有那个店。

好在媒婆很多,何况爸爸所在的城南大队,并不位于深山老林。我的大伯母,就是在媒婆的帮助下,带着与前夫生的一个孩子和满怀憧憬,从李家巷来到了城南。李家巷距离城南,足足有三五公里,不要小瞧这段里程,在今天的大城市,乘地铁可以倏忽而至,但在七十年代,连接所有村庄的道路都曲曲折折,坑坑洼洼。就算有自行车,因为要避开那些到处凸出地表的石块,从来都是费力而缓慢。何况大多数人家,根本买不起自行车。

起先进入爸爸视野的,是一个粗壮的乡下姑娘,来自三家店,一个离城南大队也有三五公里的村庄。见了一次,爸爸就放弃了。但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我屡次听他抱怨:‌‌“早晓得找了她,身体不晓得几好,做事不晓得几麻辣,活到现在,日子不晓得过得几红火。‌‌”妈妈冷笑接嘴:‌‌“你怎么不找呢,六百工分,长得跟只猪样的,是蛮好哦。‌‌”六百工分是个典故,来自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据说里面女主人公傻大黑粗,和男人一样挣六百工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讴歌的女性典型。爸爸苦着脸说:‌‌“不知怎么回事,我是觉得蛮难看的。其实好看不能当饭吃,但我那时不懂事。‌‌”

也许期间还经过几次相亲,也许第二个就是我妈妈。

妈妈那时正在离城南大队十几公里之远的金顺大队,每天背着个药箱,在田坎地头奔走,药箱里装着一瓶蓝汞,一瓶红汞,就是她做赤脚医生的全部家当。那个时代培养医生,都这么不挑人。和城南大队不同,金顺大队不是个自然村,而是由诸多城市无产阶级和盲流搭配而成的行政机构,他们的工作是种菜,以供给正式的城市居民。我妈妈全家都是这个村的成员。

给他们俩做媒的,是大沈桥的一个妇女,这个妇女以后会经常跳跃在我妈妈的舌尖,享受一遍有一遍的诅咒。大沈桥也是农村,离城南大队也有五六公里。这些事真的让人惊奇,在那个交通极不方便的时代,总有一些雷锋似的乡下妇女,四处奔走,不辞劳苦,干着类似拉皮条的伟业。没有她们,那些旷男怨女,就只能躲在黑暗里自摸,按照传统天人感应学说,这会成为危害社稷的大患。可想而知,媒婆们为社会的和谐,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很快,一对其貌不扬,高低错落的乡巴佬男女,在城里八一公园门口见面了。爸爸推着一辆二八载重车,车身黄泥星星点点,车把上缠着红色塑料布,前后两个车毂还套着彩色毛茸茸的装饰,是典型乡巴佬的爱车打扮。爸爸问:‌‌“你住在金塔街是不?‌‌”

妈妈说:‌‌“是哦。你住在城南大队?蛮远哦。‌‌”

爸爸想,不远我他妈的找你,小学都没毕业,都不晓得怎么还能做赤脚医生,害死人哦。他说:‌‌“是哦。那明天你还是继续在金顺做事?‌‌”

‌‌“什么明天?‌‌”妈妈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是结婚以后嘛。‌‌”

‌‌“哦,你说怎样就怎样,户口迁到你们城南大队也行。‌‌”

爸爸想,迁到城南大队,那不成了神经病。他说:‌‌“在我们国家,子女户口随母,你还是留在金顺村比较好,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毕竟是郊区,离城近,还发粮票。‌‌”

妈妈说:‌‌“是哦。‌‌”

他们绕着八一公园,转了一个圈。那个男乡巴佬推着车,穿着一身洗得褪色的中山装,蹬着一双解放鞋,人瘦得像根芦苇,划根火柴只怕烧不了两分钟。他对身边围栏内姹紫嫣红的公园视而不见,因为那要花两分钱买门票,两个人就是四分,太奢侈了。公园的东门边,有一个国营馆子店,将近中午,里面正卖着热腾腾的面条,一群人推推搡搡,手里攥着钱和粮票叫嚷:‌‌“一碗肉丝面,多放点子肉哦。‌‌”得到的回答是:‌‌“哪有那么多肉,去去去,不吃靠边。‌‌”妈妈停住了脚步,望着人群,咽了一口唾沫。爸爸觉察到了什么,说:‌‌“我的脚踏车是借人家的,必须按时间还,我先走了。‌‌”说完飞身上车,一溜烟没入前方一条小巷,不见了踪影。

妈妈呆呆站着,嘟哝了一句:‌‌“看来是一只铁公鸡。‌‌”又嘟哝了一句,‌‌“不过蛮高,也蛮有文化。‌‌”

这对脑残似的乡巴佬,哪懂得什么谈恋爱,也不配。一个月后,他们结婚,第二年,我悲惨地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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