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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年代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一直很喜欢《美丽人生》与《我是山姆》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表现了爱特别是父爱的伟大。前者是父亲在集中营里每天面临生死考验时对孩子的爱,后者是自己智商有限,只相于当七岁儿童的父亲,如何陪伴聆听自己的孩子,给自己孩子以深深的爱。

我们有很多人说自己忙,要养家糊口,我认为说的都是事实。但我们一些人只不过是拿自己忙,来作为借口,因为有些有钱人以及既有钱又有闲的人,都说自己忙,只不过因为关爱孩子的排序,并非他们表面所说的排得那么靠前。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重要,那么你一定舍得花心思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只有时间不会撒谎。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是极端年代,生产生活很多方面受到不少破坏,至于说读书教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也有像《美丽人生》、《我是山姆》电影中的父亲如范福潮之父,花费很大的精力,自编教材,来使自己的孩子免受彼时意识形态的荼毒。今天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原题《文革中教育自救的样本:读范福潮〈父子大学〉》,首发于我在腾讯大家的专栏。如今易为今名,全文刊发于敝公微。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教育自救,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别人在极端年代尚且如此做教育自救,我们现在的家长岂甘落后而不能有所作为?

201557日于成都

文革的荒唐与灾难,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由于研究搜集1900年至2000年之间的语文教材,因此对文革的语文教材,特别停课闹革命部分恢复上课后各省的语文教材,有一定的了解。故我曾公开说过,虽然读了不少文革的史料,看了一些中外学者的研究,但我最想写的却只有两个题目,一是《文革中的告密运动》,二是《文革时期的语文教材》。但这两个题目虽惬我意,但真正要用充足的材料及证据写出来却并非易事。

由于文革时自己处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现在有一些人回忆自己文革经历时,难免因为怀念青春的短暂而有美化之嫌。但我也承认再荒唐的年代,都暗藏着一些美好的细节。我早年读流沙河先生《锯齿啮痕录》等回忆录时,看到他在文革中给儿子编课本的事,便铭记甚深。后来得读史学家李埏、李伯重父子的《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李伯重回忆其父李埏先生的《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一文里,其中有一节‌‌“我的大学‌‌”,提及在文革中他成了父亲唯一所教之学生的事,也给人印象深刻。但只有读完范福潮的《父子大学》,才真正再一次唤起了我对文革时期家庭教育的注意。

早年我曾买过《南方周末》,后来《南方周末》赠送至今,但我一直不曾注意到其上的专栏作者范福潮,说来真是奇怪。这只能说明一个人再广博的阅读,在浩瀚的知识与众多读物选择面前,要相互遭遇本身就需要一点因缘。首先我要说,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文章里没有‌‌“解放前‌‌”、‌‌“解放后‌‌”这样的词汇,本身就有一种知道什么样的语言,会影响自己思想表达的自觉,这在范福潮《父子大学》、《书海泛舟记》(其所著《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已购待读)二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以为这是作文时的小道,连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非常清通之认知者,依旧有‌‌“建国前‌‌”、‌‌“建国后‌‌”这样类同于‌‌“意识形态复读机‌‌”的下意识用语。作为1957年出生的人,范福潮有这样的自觉可算难能可贵。

但范福潮有这样的自觉,应算是他父亲对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结出的硕果。范福潮下乡当知青后,也想像许多人一样通过招工、病退、推荐上大学等,离开乡村。一次他有个初中同写了一部小说《使命》的提纲,充斥着意识形态编造,想与文字功夫较好的范福潮一起合作,以便出版,好找工作,甚至能藉此推荐上大学。范福潮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同学的软磨硬泡,准备给其写,与其合作,权当一次‌‌“敲门砖‌‌”。范福潮的父亲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文人一旦把文字当成敲门砖,非堕落不可‌‌”,‌‌“作文只为先意承旨,写书只为阿世进身,文学亡矣‌‌”(《父子大学》P209至211,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凡不标明书籍及出版社,只注页码皆指此书)。彼时如此清醒独立的父亲,还这样教育和要求孩子,在神州大地上不说绝无仅有,但百不存一,是可以想见的。

当开始推荐上大学,范福潮下乡的生产队长让其争取表现时,他的父亲给他泼冷水,让其不必要去上那个所谓的大学。‌‌“念大是为了治学问。现在的大学都是搞运动,教授挨批斗,全下放到五七干校了,很多书不许读,满校园都是大字报,没一点学术气氛,能学到什么?你若真想念大学,而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就跟我念吧。你选一门专业,我跟你当老师。‌‌”(P146)上大学当然不仅是为治学问,但范老先生在文革那种反智的年代,坚持自己清醒的认知,并付诸实践,不让自己孩子去钻营那种一看就是官方所编织好的笼子,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前提是他从小就将自己的儿子范福潮,按自己的理念培养成不受彼时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孩子,不然的话,他这种做法完全会被自己的子女告发,而因此吃尽苦头。

我常说,一个人真爱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见而知的标准,那就是舍得花时间,因为只有时间不会撒谎。范老先生五十二岁时得幼子范福潮,爱之逾恒,但并非溺爱,而是肯花时间陪伴他。花时间带其子外出拜访友人、钓鱼、登山、买书等,更花不少时间教其读书——因为他以前曾是大学、中学的老师——七岁起日课为《千家诗》、《幼学琼林》,诵读《唐宋诗举要》、《古诗源》等。到了十岁,其父以《初学记》作为国文教材,其教法比较有特点,随手记下生字、语词,接着是查字典、注音、释义,依叙事、事对、赋、诗、赞等循序渐进,两礼拜一卷,不懂即问,终一岁而毕。次岁则日读《四部精华》八页。十七岁就开始了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父子大学‌‌”。‌‌“父子大学‌‌”先讲‌‌“朱子读书治学法‌‌”与‌‌“文史书目举要‌‌”。由于儿子想学中文、历史两门课,于是父亲便拿一周讲中文,课本是《诗经》,参考书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与王力的《古代汉语》;一周讲历史,课本是《史记》,参考书是崔适的《史记探源》与翦伯赞的《中外历史年表》。试问,今天相对有一点自由的时代,有几个父亲能做到如此费神用心?我时常觉得自己在家中教孩子古诗文,做得还不算坏,但与范老先生相比,差得实在太远。

如果你看了他这样的教法,以为范福潮的父亲是个硬灌而不懂教育心理学与方法的老骨董,那就大错特错了。春夏秋冬父亲得闲时都带他玩,如春天他们到乡下,‌‌“我们坐在地头歇息,父亲和农民聊天,谈天气,谈雨水,谈去年的收成,我和农家孩子在绿油油的麦田里疯跑。这一天对我来说,才是春季的第一天‌‌”(p34)。范老先生自然也深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也暗合如今比较流行的学习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即在大自然里学习,这样才会使生活与教育发生水乳交融的化学反应。范先生在带孩子游赏姜太公钓鱼处后,孩子依旧不餍足,还要与同学外出游山玩水时,他说:‌‌“山水草木,人情世故,游戏玩耍,生活百态,都是书,有字书易读,无字书难读,能从无字处读出书来,才算不隔‌‌”(《书海泛舟记》P11,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段话比较有见地,远非那些对文字之崇奉迂执到胶柱鼓瑟者可比。

孩子读书时范老先生既有要求,也有因势利导,如范福潮与李牧师的女儿发现一个地方有许多书,他抄了一个书目,其父就在书目上写了一篇短序,以资鼓励。序的开篇即说:‌‌“人生短暂,能读到的书有限。若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读书,读好书,就得熟悉书目‌‌”,真会读书的人,当自然知道熟知书目、版本及相关文献的重要性,可谓一语而收获读书之钥匙。‌‌“儿自幼喜书,九岁既知抄书目,用心勤苦,不输古人,真乃读书种子也‌‌”。至于范老先生如何教其孩子读古诗文的,我认为有如下几篇值得父母与孩子们重视——《巧读〈诗经〉》、《参读之法》、《解〈西厢〉》(以上见《书海泛舟记》)、《〈史记〉读法》等篇章,可资借鉴参考。

文革时期许多青少年到处贴大字报、串联、抄家乃至武斗,城市里呈现一种闹哄哄的无政府状态,范老先生心怕自己孩子受害受伤,于是他坚持在家中课子。孩子即便外出,大多也是父母跟着,这对小孩自然是一种约束,难免心有不满。但范福潮似乎的确是天生的读书种子,那骨子里的爱书劲头,的确罕见,不仅在《父子大学》里频现,更在《书海泛舟记》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文革闹革命后恢复上课,发下来的课本不是毛泽东的语录,就是他的文章与诗词,再者就是样板戏与忆苦思甜文字,满目的阶级仇恨与意识形态灌输。范老先生看后叹气不已,就让孩子不到学校去了,并说:‌‌“若是像你们现在这样上学,不光什么知识都学不到,反倒染上一身坏毛病,无礼、暴戾、虚假、狂妄,……儿子,你还小,社会上的事,我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要是不说,我就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将来死了,我都闭不上眼‌‌”(P74)。即便在咨询相当发达的今天,范老先生依旧是少有的能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中国的父母只知道所谓的适应社会,很少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他们的口头禅是适应社会,羊随大群不挨打。

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你成天挂在嘴边如何爱他,而是贯穿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中。越教到最后范老先生病情日笃,但范福潮毕竟是贪玩的年龄,如与同学晚上去看电影,就没能上课。回家后他母亲告知他,‌‌“昨天你爸准备了一天,你回来晚了没上课,今天准备了一天,又讲不成,你爸是病人,下这么大功夫教你念书,你太不珍惜了‌‌”。母亲的爱就是不一样,把爱孩子与理解丈夫,结合得近乎天衣无缝。‌‌“明天我替你去上班,你爸要给你补这两天晚上的课‌‌”。当儿子说明天要到钢管厂拉板条,等轻松了再替他时,母亲又说:‌‌“我和你爸说好了,你不让我去,他会以为你不愿跟他念书呢‌‌”(P172)。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是在非常时期能有这样的父母,在偌大的中国恐怕没几个。

范老先生古典功夫湛深,晚年得子,慈爱有加。但爱而有规矩,这并不容易。他当然希望孩子多读经史子集的经典,但说部类的东西,有故事,多悬念,富想像,很容易俘获孩子的心,孩子读了,他也并没有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事,这就是爱与规矩的平衡与弹性——1968年范老先生被关进牛棚,范福潮无所羁绊地读了不少‌‌“公案‌‌”与‌‌“演义‌‌”,父亲知道了也只是让他收心而已,而非责备——这就像范老先生父妇俩倡导节俭,却也不吝让孩子出去走走见世面。如《书海泛舟记》里的《定军山》一则,说得夸张点,可谓之‌‌“千里追书记‌‌”。范福潮借了孙叔叔的书《亚瑟王之死》,而他人又将此书借去,不能按时归还,且人与书远在阳平关。于是其母给他十元钱,他就背上‌‌“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红字军绿挎包前往。后来找到借书的‌‌“二哥‌‌”,总算准时归还了借书。范福潮将此事写给在他湖南二姐家暂住的父亲,其父以一首诗来对此事加以调侃:‌‌“谁言蜀道难,一夜阳平关。不追亚瑟王,怎到定军山?‌‌”(《书海泛舟记》P56—58)如果你是家长,在这样的细节中看到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为满足孩子外出旅行之癖好,二为培养孩子的诚信意识。把钱花在这样看上去并非多么了不起的急务上,有家长或许认为范老先生夫妇过于纵容孩子所好,实则大谬不然。

我曾经说过,如果家长没有被损害自己及孩子权利的观念所愚弄,只要他们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倾注心力,中国教育的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可惜的是,有不少家长习惯于相信官方说辞,要么放弃了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权柄,要么滥用权柄。我们不必去安排子女的生活,但作为父母不能影响孩子的价值观,那未免是将自己的权柄弃置不用。但请你注意,这不是武力胁迫,言语轰炸,而是身教胜过言传地告知孩子,什么是值得学的,什么是不能去做的,哪怕是一看上去就能带来好处的,也不能去学。如范老先生之反对孩子把写文章当作敲门砖,反对去读那种毫无含金量充斥着意识形态‌‌“红字‌‌”的工农兵大学。父母的爱与影响,不是你的硬性规定,而是潜移默化的效果。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那父母在我看来就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

文革可谓乱世,但就是在这样集体反智,乌合之众放弃自己的思考,成为他人思想跑马场的时代,犹有这样的父母如此负责,使真正的文化浸润到孩子的心田。这就像你看了电影《我是山姆》里这样的智障好父亲,再看电影《美丽人生》,在集中营里,每天受到死亡威胁的父亲如何给予孩子充足的爱、保护他不受伤害一样,我们这些在相对正常时期之为人父母者,不觉得惭愧吗?你智商正常,收入不错,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时代,却拿出万般理由,不陪伴孩子,不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时间。更要命的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嘴边挂着‌‌“我是爱他的‌‌”之口头禅,以掩示自己爱之缺乏行动与质量。

我很喜欢如沐春风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熏染,润物细无声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些教育者自己都做不来或者都不准备实施的说教,除了平添说教者的虚伪与不懂教育外,实在不能让人看出其中的好来。《傅雷家书》教了不少欣赏文学艺术乃至如何做人的方法,但在具体要求及言行上,于我看来太过严厉;萧乾父子的《父子角》平等温馨,但较少谈及读书之法。倒是范福潮的《父子大学》、《书海泛舟记》里能兼得实在的生活及读书技巧,又能得爱的温馨浸淫,不失为一本变相的教子佳作。在这个充满着许多纠结与诱惑的时代,父母之爱,如何尽量给孩子安全感,是一门大学问,《父子大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2015年2月3日至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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