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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万恶的旧社会

1948年1月,中国上海。参加首次直接选举的选民。

冉按:为了参加十一月香港乐施会,48小时内不分昼夜毅行100公里山路的项目,自然少不了一些像样子的走山路训练。还没练通宵戴头灯走夜路,亦还未练一口吃走50公里山路,才练了七、八次的寻常走山路,训练得还远远不够。前天三小时四十分走完26公里山路,热汗碰着山风,得到了今年第一次感冒。

感冒中再读林建刚兄的《落日余晖:胡适先生晚年(1949—1962)》,想起民国受教育的诸多人物,那的确是个有缺点的非常年代。所谓非常年代,就是还有不少的自由。这自由所酝酿的学术自由,所造致的学风,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远非今天所比。但那个时代在四九年后就被“旧社会”和“万恶的旧社会”给否定了,你以前还未注意奥威尔新话的伟大作用的话,你就应该从“旧社会”这样的奥氏新话里清醒过来。下面是我以前读何兆武先生《上学记》所做的一点笔记摘录,让大家以小见大地了解历史。2014年9月6日于成都

最近五天读书甚多,计有何兆武《上学记》、程千帆的《桑榆忆往》、胡宗刚《不应该遗忘的胡先骕》、昆汀•贝尔(名作家伍尔夫的外甥)的《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其速度令我都甚感惊讶。与此同时,昨天还参加了余光中先生在草堂的一个讲座,流沙河先生亦在座。轮到我发言时,我说与二余先生的中西汇通相比,我敢说四九年后受教育的人,大多是像我这样二不挂五的人,西不通,中不精的人,所以要出大家是非常难的。别说家学渊源,别说弦歌不辍,单说受教氛围,简直不能比拟。

说到这点,令我想起前几天读毕的何兆武先生口述之《上学记》——还没读过的朋友真是应该买来读,而且有条件的应该买来分赠友朋,此书为三联书店出版——胜义纷陈,真是令我感慨万分,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所接受教育的人的受教氛围,以及大学校长、老师的情形吧。看到这样的老先生,唉!让我不得不说,历经秦火,还好,尚留一点文化的余温。何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有成就的学者、翻译家。下面是随便抄书,不再赘述,只注页码。

一: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科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P109)

二: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超越。(P108)

三:可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P107)

四:五四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想象的事。(P17)

五: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阶级成分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何先生也和许多人一样把四九年前说成解放前,这是让我比较遗憾的小地方——冉注),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来保。

六: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不过总的说来,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很严格,同学之间还是很开放的。(P81、83)

七:考大学、考中学都是各个学校分开考,各招各的,各考各的,比如你选定两三个学校,就到这两三个学校去考。(P89)

八: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P96)

九:记得有一次宿舍里争了一次,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开会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发财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自然的事情,你怎么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起来,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梅贻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你骂他就是反党,性质要严重得多。(P97)

十:我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97—98)

十一: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系何先生的老师——冉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那么非常之好。(P111)

十二: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尽最大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P121—122)

十三:现在不是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141)

十四: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的,宣言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197—198)

十五:读书并不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201)

十六:简单的信仰也不同能等于幸福,因为它没有以历批判的洗炼,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224)

十七:(1939年英国工党Stafford Cripps来西南联大演讲——冉注)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这让我非常惊异,也很开窍。因为在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269)

2006年9月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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