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按：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之前，中学教育就有一整套政治灌输的方法，概括起来，即“千方百计挑起学生的仇恨”。这种政治灌输，在年幼无知的孩子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恨“帝修反”、恨“阶级敌人”、直到恨老师、恨同学。这种政治灌输，为伟大领袖日后发动文革，利用学生“造反”达到政治目的，打下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直到今天，遗毒仍然未消，一些以“左派”自命的人，恨西方国家、恨国内同胞、恨不同观点的网民，将其称之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右派”、“汉奸”、“民猪人士”……便是明证！
“兴无灭资”专栏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未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想像的。当年学校的政治空气之浓厚，在今天，即使有一定级别的党政机关，与其相比，也有所不及。
我初进中学，教室前方墙上的标语是“为祖国而学习”，到了二年级下学期（1965年），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三位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出了一本介绍自己如何学习毛著的书，书名为“为革命而学习”，于是学校教导处来了个大变脸，把各教室的标语统统换成了“为革命而学习”。
“为祖国而学习”，容易理解：学生要学好知识，将来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为革命而学习”，就未免有些费解，怎样革命，革谁的命？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不懂，老师恐怕也未必完全理解其中深意。这句标语，对我们来说，也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
与前面的“为革命而学习”相对应，教室的后墙，开辟了“兴无灭资”专栏。所谓“兴无灭资”，其意倒是浅显易懂，就是振兴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然而，这仍是一句口号，明显大而且空。一帮孩子，怎样兴无？又怎样灭资？中学已开政治课，同学们已经懂得啥是无产阶级，啥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大家都看得见，是那些整天在工厂上下班的工人叔叔，但残酷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早已被消灭，我们还往哪里寻找敌人？
在老师的解释和引导下，我们才开了窍，原来，兴无，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是灭资产阶级思想。而“兴无灭资”专栏的内容，具体说来，其实就是表扬与批评。专栏是一个用红蜡光纸条在墙上贴出一个长方形的大框，上面的“兴无灭资”四个大美术字，是我用铅笔和尺子在红纸上写好，由女同学剪出来的。又用绿纸条将大框从中一分为二，表扬稿贴在左边，批评稿贴在右边，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立场。
专栏做好，老师便要求同学们写稿，并对稿子写得好的同学，当堂予以表扬。同学一时积极性高涨，专栏很快贴满。
“兴无”一栏的稿子，不外是表扬谁生活艰苦朴素、谁乐于助人、谁爱护公物，还有模仿学雷锋的报道，说谁谁干好事不留名，等等。“灭资”一栏，则是批评谁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作，谁平时爱打扮，谁偷偷下饭店吃面条牛肉兔子肉，谁从家里带猪油拌饭吃，等等。一位女同学，甚至因穿了一双尼龙袜而遭到批评。我母亲听说学校伙食差，用盛过药片的空瓶，给我装了一碗霉干菜烧肉，让我带到学校吃，好补充一点营养。我若放开肚皮，两顿便可吃光，但我舍不得那么挥霍，每天吃午饭，从瓶中夹出一点就饭，结果那佳肴因时间过长而变了味。但也有同学贴出批评稿，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一帽子，似乎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大帽子，并非我一个人戴，有的女同学也闹得一顶。后来我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一个犯忌的问题，惹得同学们连篇笔伐，我才感到害怕。
那一天，王文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说旧社会资本家如何残酷地剥削工人，我脑袋一热，竟当场起立提问：“王老师，你说解放前工人受剥削，现在的工人就不受剥削吗？拿手表厂来说，一块手表一百多元，一个工人一个月能造多少手表，但他一个月只拿几十块钱。这算不算受剥削呢？”
王老师脸上掠过一丝惊讶，随即笑了，解释说：“旧社会资本家的工厂为私人所有，剥削工人所得，属于他的私有财产，而现在的工厂是国营的，工人创造的财富归国家所有，这是不一样的。”
“那国家算不算剥削工人呢？”我接着问。
“怎么能算剥削呢？国家的收入，用于国家建设和社会福利，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懂吗？”
我瞟了一眼旁边同学，见他们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敢再问下去，便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懂了。其实我并未听懂。
教室后面的“兴无灭资”专栏，很快出现了批评稿，说我：“污蔑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且有人接连贴出稿子，对我进行笔伐。
我发现自己惹了祸，不知将受到老师什么处罚，心中惴惴不安。过了几天，教导处派人到各班检查“兴无灭资”专栏的开办情况，我更加紧张。王老师叫同学把那几篇批评稿撤下，并淡淡地说了句：“学生有不懂的问题，向老师提问，很正常嘛。”我看王老师没有整我的意思，心中这才释然。
教室里的“兴无灭资”专栏，可谓“练兵场”，使某些同学的批判能力得到了提高，这种能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反帝反修”
学生们接受政治灌输的另一种方式，是听报告。
我班教室后面，有一座两层楼，下面一层是图书室，西为阅览室，东为藏书室。上面是校广播站和文艺演出用具管理室。这座小楼，可谓是学校的文化中心。图书室主要对老师开放，偶尔特许学生借一些与教课书有关的书籍。阅览室报刊颇多，学生课余时间，可以入内浏览。
广播站除了定时播送音乐、体操乐曲和各种校方通知，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集中学生，听广播电台的长篇大论或政治老师的广播报告，比如学毛著的经验方法、雷锋王杰的英雄事迹，以及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批判《海瑞罢官》，等等，等等。图书室与我班教室之间，有一片空地，东面是篮球场，每逢此时，全校师生都扛着板凳，有序地集中在楼下空地和球场上，聆听广播。听电台的长篇广播，时间不过一两个小时，做广播报告的老师，通常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学生除如厕之外，不准擅自离去，虽烈日当空，也要坚持到底。无故不参加或中途开溜者，老师会在课堂点名批评。
学生除了集中听广播，便是到小礼堂或大礼堂听报告。在小礼堂做报告者，多为老师与学生，比如老师搞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讲座，优秀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等等。有时虽然也有校领导在座，不过是以示重视，在报告结束后，来几句总结性发言。在大礼堂做报告者，多为校长、教导主任之类。报告内容，多为国内形势、国际风云或传达上级号召。中学生都十几岁的孩子，对于国内外大事，多不关心，听过报告，大多是“犹如东风射马耳”，但郝校长的一句口头禅，却被大家记牢。郝校长可能是河南人，每做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开场白便是：“同学呐，现在国内外的形势，可是一片大好哩！”因口音独特，引得不少学生模仿，谁若闹情绪，发牢骚，旁边就会有人学着郝校长的口音，来上一句：“同学们呐，别生气呀，现在国内外形势可是一片大好哩！”那闹气的人听了，还真能化嗔为笑。
其实，我自1963年考入中学，至文革开始，正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运动山雨欲来的几年，国内外形势并不“大好”。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学校均有所反应，不但通过广播会和报告会向学生讲形势、搞批判，还在图书室走廊上张贴批判文章和漫画，批判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几届美国总统，都被画成漫画，贴得满墙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手持“核大棒”（原子弹），威胁我中国。扩大越南战争的约翰逊，被画成一头戴方巾的老妇，一手拿着巨大药瓶，上写“维生素”，一手抱着个病孩，上写“吴庭艳”（南越政府首脑），正在喂药。肯尼迪遇刺后，也有漫画贴出，画面是一人头飞机身，尾巴上拖着黑烟，倒栽葱而下，以头触地，漫画题目为“美国总统啃泥地”。有同学看了，开玩笑说：“这个美国总统真有意思，什么名字不好叫，竟叫什么‘啃泥地’，现在还真的应验了。”至于赫鲁晓夫，当然也有漫画，因其秃顶，而被师生称作“赫秃子”。
校方的批判宣传，不仅让我记住了几个美国总统的名字和苏修头目赫秃子，而且非常仇恨美帝国主义，以致从《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上看到“USA”字样，都觉厌憎。至于苏修，由于不像美帝那样“穷凶极恶”，与中国军队作战，并未引起我多大的仇恨，对于“赫秃子”，也只是觉得这个绰号喊着好玩。
若干年后，我从一些书籍资料上得知，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搞政治大清洗的暴行，终止了全国性大规模政治镇压，为涉及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释放了关押在古拉格群岛的大批政治犯，知识分子得以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政治空气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才知咱们以前口诛笔伐的“赫秃子”，原来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反帝反修的宣传，可谓影响深远，冷战结束到今已近二十年，东西方早已变“对抗”为“对话”，中国政府一直努力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但一些人的思维仍停留在几十年前，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敌对势力，把要求民主的人士骂作西方国家的走狗。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学生“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也是校方政治灌输的一大组成部分。与批判美帝、苏修不同的是，这种宣传，不是靠做报告、搞演讲，而是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
音乐老师教唱的歌曲中，有不少歌词的内容，都是宣传阶级斗争不能忘，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电影《白毛女》插曲，等等。这些歌曲旋律优美，在无其他抒情歌曲可唱的岁月，颇受学生欢迎，不但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学生们还将其排练成表演唱、舞蹈，在文艺晚会上演出。
电影，也是主要宣传方式之一。县城有电影院，门票虽仅一角，但许多同学舍不得花一碗面条的钱去看一场电影，于是校方便请电影院的人来校园放映。学校每放电影，均提前通知，学生们一听说晚上放电影，要兴奋半天。吃过晚饭，学生们就扛着板凳，赶到操场，按照班级顺序坐好，耐心等候。当年所放电影，除了战争片和反特片，就是反映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片子，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夺印》与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等。学生看完了电影，还要写感想，内容不外是：旧社会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使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革命而努力学习，云云。
除了放电影，还要搞展览。学校图书室，兼做展览馆，其中关于恶霸地主刘文彩罪行的展览，我印象最深。图书室四面墙上，贴满彩色画图，为美术老师根据一本《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内容画出。每张图的下方，配有文字说明，从刘文彩生活如何奢侈，到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都有详细的描绘。诸如刘文彩为了延年益寿，强迫青年妇女挤奶给他喝；他的小老婆爱吃鸭蹼，吃一顿鸭蹼要杀十几只鸭子；私设种种酷刑，如吊打、割耳、坐老虎凳、活埋、背磨沉水、乱石砸死等等。并私设水牢，关押交不起租的农民。其中有一种“气枪杀人”的酷刑，最为残忍，所谓气枪，是一种特制的气筒，有两根管子，用刑时，将管子的一端插入人嘴与肛门，然后打气，使受刑者活活胀死。刘文彩的罪行，有高利盘剥农民、谋害长工、强奸妇女、残杀幼儿、逼租杀人、买飞田，等等。可谓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后来，画图撤下，又换上型大泥塑《收租院》的图片，这些图片因是原作的摄影，比老师们的画作更有真实感。
《收租院》由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与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其创作宗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表现了旧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表现了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其效果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收租院》，便想到整个旧中国。可以说，《收租院》是旧中国的缩影，而其主角刘文彩，便是旧中国邪恶势力的象征。
《收租院》分为“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几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中心思想、有情节，一百多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继《地主庄园陈列馆》之后的又一轰动全国的艺术杰作。
我们读小学时就学过《半夜鸡叫》的课文，看过电影《白毛女》，记住了周扒皮、黄世仁这两个著名地主，后来又通过看电影《红色娘子军》，记住了南霸天，《地主庄园陈列馆》和《收租院》，又使我们记住了刘文彩。而相比之下，刘文彩比所有的地主都要凶恶残暴。
数十年后，当我看到笑蜀所著《“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之后，方知关于刘文彩的罪恶，多为编造。被编入中小学教材的所谓“水牢”，其实是刘文彩存放烟土的地下室，下有用水泥砌成的水池，名为“润烟池”，池中之水，可以是使放在架子上的烟土保持湿润；到处忆苦，称自己因交不起租而坐过水牢的冷月英，只是上级根据宣传需要而物色的“群众演员”，根本没坐过什么水牢。所谓刘文彩小老婆“只吃鸭蹼不吃肉”，据2004年才去世的刘文彩的五姨太王玉清说：“我见别人吃完鸭子，剩下好多爪子，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其实，哪个放着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啊？”……
但在当时，谁也不明真相，师生看了展览，无不义愤填膺，认为这刘文彩是人间恶魔，比所有的地主恶霸都要可恨。并且坚信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像旧中国的农民一样，过着受刘文彩之类恶霸地主剥削压迫的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而“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也就成了我们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
艰苦的生活和政治灌输，并未使我们的人生脱离常轨，学生们都在怀着种种理想、或曰梦想，在为祖国、为革命，或者是为自己而努力学习。然而，1966年5月，霹雳一声震天响，“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但彻底改变了许多大人物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千百万青少年的命运，我作为这些青少年中的一员，自然也不能幸免。
2010-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