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棋局对弈，你按规则出子，对方却马走象步，车炮斜行，又自我充当棋局的裁判。
为期79天的香港占领运动随着本周一铜锣湾占区的清场即将结束，曲终人散，谁是赢家？介入此次运动的有三方：一是阉割香港民主的8.31决定的始作俑者人大常委会，二是抗命中央以争取真普选而占领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广大市民，三是在占领运动中利益受损的法庭禁制令申请者。禁制令在旺角和金钟区域顺利执行，申请者上诉得直，法治得以维护，成了当然赢家。
同时，通过占领运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走出了学者书斋，得到广大市民特别是九○后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和创意性发挥，后占领时代的抗命动力不可低估。25年前的中国六四运动遭到镇压，却成了随后东欧共产政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助推手；今天的香港占领运动虽被清场，却影响到了近日台湾九合一选举中亲共的国民党惨败。街道易清，人心难屈，8.31决定的火药桶仍可能随时引爆香港，中央和港府都难言赢字。
但从运动的现实目标来看，占领者们也没有赢。人大常委会强加给香港的政改框架依然不可动摇，而占中三子自首，包括多位泛民立法会议员在内的数百名占领者被捕，日后或面临刑责追究。法律正义得到彰显，政治正义却无实现。
这种结局，其实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五十多年前《正义论》一书中已经有所预见。许多占领运动的参与者都引述过罗尔斯此书中有关“公民抗命”的概念，即“公开的、非暴力的、即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通常旨在改变政府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但似乎忽略了罗尔斯对公民抗命制度环境的强调。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给公民抗命的制度环境定义为“近乎正义的社会”。即“存在着宪政体制，存在着公认的正义共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若发生某种严重偏离正义的事情，公民通过违法但非暴力的方式予以抗命，就不仅具有道德正当性，亦能协助正义体系恢复稳定。
公民抗命的要义，不仅在抗命，而且只有在抗议者被视为公民，拥有公民权利，面对的是一个法治秩序的社会时，才可能有效。而在君权神授的专制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臣民仅有恳求的权利，倘若被君主拒绝，就必须服从，否则便构成了“对终极道德（还不只是法律）权威的反叛。这并不是说，君主绝不会犯错，而只是说在这种境况下，他的臣民无法予以纠正”。
在后来的另一篇著作《人民之法》中，罗尔斯进一步用法外政体（outlaw regimes）描绘了上述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的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与守法社会（the law-abiding societies）截然不同，它们“似乎根本不承认权利和正义的观念，其法律秩序实际上是个强制和恐怖的体制”。
在罗尔斯的正义概念中，人权是其核心内容。中国虽然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没有提交人大批准执行，无疑是一党专制下，中共不敢更不愿将“人民之法”的笼子关住自己，才可能以“中国特色”而自居于法外世界，于国内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压制言论自由，滥捕异议人士；并炮制出无视国际标准的8.31决定，剥夺港人对行政长官的真实选择权利。舆论界如自由撰稿人施路、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多次在媒体刊文，论据翔实地指出8.31决定的违宪违法之处，标榜依法治国的中央，以及反复强调政改必须符合宪制基础的港府，对此却缺乏或者不屑于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法治香港，法外中国，后者不是以法限权的宪政体制，缺乏对公民权利的正义共识，法治的秀才遇到专制的兵，这是占领运动受挫的显见原因，也是未来港人抗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有如棋局对弈，你按规则出子，对方却马走象步，车炮斜行，又自我充当棋局的裁判（所谓“党领导立法和司法”），在这样一个并非“近乎正义的社会”，你还能期望成为赢家吗？
让法治香港接受法外中国的“全面管制”，绝非包括建制派人士和“沉默的大多数”在内的广大港人真心认可的政治愿景。坚守法治的屏障，让自由民主的共识，从占领街区到占领人心，在本土政治共同体这个“近乎正义的社会”内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并对共同体的“守夜人”——港府施加实际有效的政治压力，或许是香港民主虽然有限、但却可能的出路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