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靠工分吃饭，有20多年的历史。当时，家乡有句俚语：“工分是命，命是狗鸟。”如果以诗人的口气来解释，就是：“生命诚可贵，工分价更高”的意思。可见工分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何等重要。
我初到生产队务农时，只有17岁。按照生产队的规矩，需干一段时间的活，然后再定工分标准。我身材虽然缺少高度，但却颇具宽度，有一把力气，并且于荣任公社社员之前，就干过一些苦工，可谓在“练红心”之前先练了一番筋骨，故对干活没什么畏难情绪。
我记得干第一次农活是挑粪。我为了给生产队干部一个好印象，能将工分标准定高一些，开始干起活来颇卖力。我将粪筐装得很满，在挑担走路时，极力显得轻松自如。哪知两趟下来，我便有些跟不上队伍，甚至不如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步子迈得轻快。三婶见状，笑道：“我要给你买粪筐，你偏要自己买，怎么样，吃亏了吧？”三婶的话令我不解，我跟不上队伍，只是因为自己缺乏锻炼，与筐何干？待我对别人的粪筐略加注意，才发现，别人的粪筐口径虽不比我的筐小，但其底却浅，并且筐底往上凸起，减少了筐的容积。因此筐中粪虽然堆得很高，但数量却少。我的筐却是直帮平底，如果和他们一样，往筐里装粪时堆得很高，重量就要大得多，而和他们装一样数量的粪，只能是平平的一筐，挑起来不好看。三婶见我左顾右盼，一脸恍惚，遂点拔道：“你那粪筐，是人家往自留地里挑粪时用的。”
小小粪筐，竟有如此学问！三婶算是给我这接受再教育的人上了一课。家乡人称人民公社时期为“大呼隆”，而于大呼隆时期，社员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出勤，其劳动效率如何，由粪筐可见一斑。
那时社员干活固然也有勤懒之分、优劣之别，但大部分人都有偷懒心理。每日上工，队长的哨子照例要吹三遍。因为不少人听到第一遍哨子时，大多无动于衷，听到第二遍哨子才从家门探出头来相互观望，看邻居是否行动，听到第三遍哨子，才懒懒地出门。出工的队伍，总是排得很长，前面走的是队干部，后面走的是妇女们，前后拉开里把路的距离不足为奇。既然社员把工分看得比性命还重，因此队长对那些充当后卫的人表示宽容，只是对迟到太久的人才扣工分。放工时的情景则大不一样，只要队长一声令下：“放工”，妇女们立刻丢下手中的活计，匆匆返家。这时是由妇女们打头，队干部断后，而放工的队伍也如急行军，谁也不愿在后面磨蹭。“上工像条水牛样，放工像个箭头样”，这句戏语用在许多人身上都很合适。干活时，有的人报新闻，有的人聊闲天，有的人则是干干停停，好与大家的步调保持一致。男女都在一块地里干活，而地头并无厕所，大小便往往要跑上半里地，有的人甚至是“干活一袋烟，撒尿要半天”，将此当作一种休息的机会加以充分享受。
人们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是在按劳动量记工分的时候。此时，无论男女老少，都仿佛是参加世界大赛的运动员，个个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割麦子论亩记工分时，大家头天晚上便磨刀霍霍，不少人都带上两三把镰刀，以节省在地里磨刀的时间。一旦下了地，便不见有谁直腰。“小广播”停止播音，爱聊天者以沉默为金，满田野只能听到镰刀断麦的喳喳声。结果，以往需要五天才能干完的活计，只需两三天就可干完。挑担论斤记工分，使人人都变成了大力士。一般男劳力，都挑到200上下，大姑娘小媳妇都挑到150斤左右。一位皮肤白皙，慈眉善目的年轻妇女居然挑到180斤。挑粪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换上了往自留地挑粪时才用的平底筐。我挑担的记录一直保持在180斤左右。我曾向200斤冲刺过，但均未能成功。挑超重的担子，只觉得脚下发飘，如同驾云，有时甚至对脚失去控制，踏下田埂。这一失足，虽不至于成千古恨，却要令众人笑。平时挑担只在130 斤左右的生产队长，以280斤的记录赢得了“大罗马”（大骡马）的美名。对这种为工分玩命的现象，有人讥之曰：“上工将命丢路边，放工再把命来捡。”
社员们为工分如此拼命，是因为他们相信“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实，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队除了种粮，别无副业，工分的价值，只有靠粮食产量的多寡来决定。而那年月，粮产量又多年徘徊不前，因此，在大家都为工分拼命的时候，那多得的部分也就变得少而又少。
由于上面整天号召农民要“大干快上”，社员们也想使自己的工分簿上每天都有进帐，生产队长便挖空心思找活干，结果不管有无必要，人们天天都要出勤，无论酷暑严寒，还是雨雪风霜，都挡不住大家为工分而战。干那些可干可不干的活儿，队长抓得不紧，工时也大多不长，人们称之为“跑分”。此时人们出勤分外积极，因为都觉得这样的工分来得容易。春节这个国人最重视的节日，社员们也不得安宁，或是积肥，或是挖荒，或是干些天知道能否产生效益的活儿。如果说按劳动量记工分，人们多劳还可以多得，那么，跑分时的劳动却大多是白费力气。
那时，虽然“人定胜天”的口号响彻云霄，但地里的庄稼还是要靠天收。风调雨顺时，人们可以吃上干饭大馍，一旦老天爷不愿为人民服务，人们的肚皮就要受委屈。而工分的价值，也要随年成的好坏而定。我插队第一年，一个劳动日（10分工）7角3分，除分了粮食，还分得100多元钱，其后每况愈下，有一年甚至降到一个劳动日1角6分。当时的盐价是每斤1角4分，鸡蛋是每个1角钱左右，这就是农民苦累一天的价值。我所在的生产队还算好的，有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值8分钱。许多农民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只有拿鸡蛋去换，孩子的学费也要攒鸡蛋买钱来缴。人们把老母鸡称作家中的“小银行”，而那鸡屁眼儿，也就是ATM的出钱口了。由此可见，在工分时代，农民仅为活命，一年就不知要流多少汗水，费多少力气，而其中多少汗水只是白流，多少力气只是白费，而那有效劳动的收入，又是多么可怜。
2009-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