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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之死(1/15)

——《逝者如斯》系列

田家英

长长的引子

1966年5月23日的那个上午,田家英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英44岁,参加革命28年,入党27年,担任毛泽东(毛润芝)的秘书也已经整整18个年头了!

曾几何时,芝曾经是何等地喜爱、赏识和器重英啊!

英的年龄恰好与他和慧夫人生的大儿子一般大,连名字也都带有一个“英”字,一个是“家之英”,一个是“岸之英”。

曾有一度间,芝也迷惑,难道这是上苍赐予他的又一个儿子吗?

曾记否,1946年,大儿子岸英从莫斯科回国了。岸英是于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流落在外整十年了,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更哪来的中国文化的底子。芝已经意识到教育培养儿子的无比重要性,他要请一位老师来教岸英的语文和历史。选谁好呢?芝暮地想起了眼前的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英,他精熟文史哲,年龄又与岸英相仿,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于是,芝就让这个“岸之英”拜那个“家之英”为师,让那个“家之英”收了这个“岸之英”为弟子。

英兢兢业业完成芝交给他的任务,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他凭借肚皮里的学问则足矣。英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学,时时告诫自己不懈怠。

虽说只有一个学生,可他是主公的长公子啊!

那时,英已经称芝为主公的了。《三国演义》谁没看过呢,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圣经》,三尺稚童、乡野村夫都知道,那里边的所有的大佬如曹操、刘备、孙权全都被部下称之谓“主公”。“主公”的概念,就是“准皇上”啊!准皇上的长公子自然就是准太子啰!英就这样成了“准太子之师”了。从前这样的角色有一个难以理解的称呼——“太子洗马”,英年纪轻轻,竟然当了“太子洗马”,对此英也颇感受宠。但英是少年气盛且恃才自负的,故而也并不十分诚惶诚恐。

都是缘分啊!岸之英也非常喜欢他的老师。他俩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形影不离,言谈甚为投机,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

“二英”虽同龄师生,却如同兄弟,如影随形,相处相得。

“异姓之子”并不恃才居傲,“亲生之子”呢,也不腆鲜托大。

芝看在眼里,装着不在意,其实内心是倍感欣喜的。

经过长达两年的鹰眼观察,可以说芝对英是处处满意,遂于1948年收下了时年26岁的英成为他的正式秘书。

相处的时日稍长,芝更是察觉出英的兰质蕙资。

他越来越信任他,重用他,将他倚为心腹家臣。他将许许多多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事情一股脑地交给英去做。工资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稿费由他去领、去存、去开支;敏、纳二女,也包括那个小娘子青儿要用几个零花钱了,也都得通过英。那几方“毛泽东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印”都放在英的抽屉里,芝自己要用,还得通过英。编辑“毛选”了,虽说由刘少奇挂牌当主任,其实具体的工作都是木(胡乔木)、达(陈伯达)、英等几个秀才在做具体事。尤其是英,一丝不苟,连那个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康生)在芝的面前也经常竖起老拇指夸奖不已,他在芝的面前夸奖英的校阅工作就像小学生描红一般的准确。

要知道,康不仅巨奸巨恶,而且自大自狂,尤其对于知识分子,康是一概都看不起的。康贬低过中国的首席文人郭沫若,他说郭的那几个臭字算不了什么,他自己用脚趾头夹着木棍也能写出比他更好的字来;康还曾给自己的画儿落款“鲁赤水”,与“齐白石”之名成联,言下之意,自己画画的水平当以与白石老人在伯仲之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巨奸巨恶,狂妄自大,也确实有那么两把刷子的康,却能对英欣赏与推崇,可见英的学问和才能是多么的杰出啊!

如果说英是芝的“大内总管”,那还是不符其实的,因为御林军8341部队不属英管;但如说英是芝的“掌玺大臣”,那倒是名符其实的。只是英管的事儿比皇上老儿的“掌玺大臣”管的事情还要多得多,而英的地位却比皇帝老儿的“掌玺大臣”要差得多,他连个“修补中委”也不是。

芝有芝的心中算计,芝有芝的御臣之道,他知道什么人既要用也要赏,什么人既要赏也要罚,什么人只需信任就行了。英则从来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计较这些。对于英而言,主公信任,工作胜任,相处愉快,就是一切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是芝迷惑了,英本身也是迷惑的,他迷惑在芝的温暖的情怀之中了。

英其实并不姓田,他的本名叫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英是最小的一个。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境地,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十五岁投奔延安,第二年入党。1948年,26岁的英成为芝的秘书。

在英的心里,作为一个只身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能够在革命圣地得到光焰无际的伟大领袖的垂青,在革命的心脏部位里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这实在是太幸运了,太奇妙了。

这一切,当然都得拜芝所赐,芝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再造之恩,恩似日月齐辉,泽同山高水长。芝的才华、文采、演讲、战略战术,处处都洋溢着一种蓬勃、豪迈、雄主的气派,无不使英倾倒。芝是他的“天地君亲师”,是他的“明主”,是中华民族的“真命天子”,英发自肺腑地崇拜芝,也感激芝。

对于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从小缺少亲情并渴望亲情的孩子,英对芝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只有对父亲才有的信任、依赖的感情。英称芝为“老主公”,其实他好想好想与“岸之英”一样叫他一声“父亲”啊!想虽想,毕竟是不敢造次的。

1956年八大时,芝的心情颇有点不很爽。党内几个老家伙跟着苏共二十大瞎起哄,也乘机反了一阵子个人崇拜。那时的芝还没有想到“个人崇拜有两种”的“妙论”来封住这些老厌物们的嘴,一时竟没有好法子来对付。于是芝的情绪有点低落,有点无心无绪。八大快要召开了,当然得由芝致开幕词,一向自己动手写文章的芝却没有一点文思。起先,他让陈伯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拿来一看,夯长繁复,离题甚远,于是芝对英说:“英,这篇八大的开幕词,你就给我捉一下笔吧!”英欣然领命,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稿了。芝首肯后又经刘、周、朱修改审定,就拿到大会上念了。

令芝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篇2000多字的报告竟引起全场34次掌声,及至读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全场更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面对大会场上如此热烈的反应,芝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也真来了精神,亢奋了,声音越来越浑厚、宏亮,会场也越发山呼海啸起来。

会议开得成功,开幕词更成功。会议散后,数不清的代表们簇拥着芝,一个一个地上前拍马屁:“主席,你的开幕词写得太好了。”

芝兴奋得合不拢嘴,可也不掠人之美,他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从此“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竟成了一副绝妙佳联,成了应用最广泛的最高指示之一,也成了老百姓常用的日常用语。笔者看来它在中国格言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孔老二的“满招损,谦受益”。

那一刻,芝忘记了不快,夸耀英,就像夸耀一个自己的有出息的孩子一样。心情愉悦,溢于言表。他为自己有英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感到骄傲,为自己培养出这样一个好秘书感到自豪。

英不仅帮芝写文章,也间或替芝出主意。60年代初,英向芝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芝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芝的亲自主持下,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省、地及地方上的干部都称赞“六十条”,芝高兴地说:

“‘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芝把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芝不答应,他说:

“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听听!听听这些赞美的话,哪一句话芝不是由衷的。

回想开国之初的那一段岁月,真如蜜一般甜呀!那时共和国年轻,英也年轻,英沐浴在春风里,朝夕亲泽皇恩,人就如百卉之初萌,利刃之新发,浑身上下充满了精神头儿,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芝常常让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泡上一杯上等的龙井茶,把英叫过来,交办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芝坐拥在大沙发里,捧着茶叼着烟仰着头,英则谦卑地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这主仆二人开始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地侃大山。

那就是那个时期的芝每天晚上最好的身心休息。

芝是一代宗师,手不释卷,无书不读,博闻强记,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这么大的学问,谁能与他聊得到一起呢?芝自己不是也在咏叹:“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芝以为他是独步天下、笑傲古今的,不要说是知音难觅的了,就连找个谈话的对子也是很难的了。可芝惊奇地发现这个英还行,芝说到那朝那代,英立刻能说出那朝那代的子丑寅卯。芝背涌一句诗文,英不但能接着把一整首背诵下来,还能说得出作者的生平事迹。芝真是惊讶而感叹,年纪轻轻的,居然也读了那么多的书,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学问。

有一夜,芝不无赞叹地对英戏言道:

“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

说完,芝开怀大笑,大脑袋舒服地搁在沙发的肩上,四脚摊开。

英也笑了。

两人都笑得好舒心啊!

屈原的弟子宋玉说过“风”有“帝王之风”与“庶民之风”之分。

其实,“笑”也是有“帝王之笑”与“庶民之笑”区分的。

芝的笑是帝王之笑,帝王之笑的最大特点就是想怎么笑就怎样笑,是自由王国里的笑。

一般都发生在芝的心情极度舒畅的时候,有几个不讨厌的后生之辈围着他神聊,自己又脱口说了一句连自己也预先没有想到的“生花妙语”后,芝自己想想得意,自己想想幽默,于是就会暴发出这样一种开怀大笑。

任何别的人笑时都没有这般自在的,都要看他的脸色和他的脸色所营造的气氛。芝不笑,那个敢笑;芝大笑,别的人才能小笑而和之。

如在庐山,彭德怀还没有上书之前的一个晚上,芝与众秀才们唠嗑。芝的心情就颇好,心情好时他才有点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别看芝自喻“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平生最喜欢的古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这个大白脸儿的魏武大帝曹操了。芝一向认为自己也像曹操那样雄才大略,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兼有曹操多疑善谋,朝令夕改的特点,常令手下人不知所措,因此,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自己想想觉得有说不出的幽默,妙不可言,于是开怀大笑。英与众秀才也陪同大笑一场。

芝的另一位兼职秘书李锐的回忆中说:当时“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锐有一首诗记载了这件事: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所谓的“四心”,除芝外,其中有一颗就是英的,另两位即英的好友李锐和周小舟,他们都当过芝的秘书。

笑声音犹在耳,英却永远的走了。

芝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往昔的感情早已无处寻觅,也全然忘记了当年“读书人之墓”的笑诺。

芝冷冷地说道:

“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指彭德怀)、彭(指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脸儿变,这也有好几年了。但说出如此伤心伤肺没人性的话来,谁也想不到。

“读书人之墓”,固然苟儿屁,现在居然是“自绝于人民者之墓”!“右派秘书之墓”!“也有野心者之墓”!

其实,哪儿还会有什么“墓”啊!

英死无葬身之地!

最先得知英自悬而殁消息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随后听到了芝的意见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既然芝已将英定性了,周落实指示不过夜,结果尸体没有送检,用了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事。

笔者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周公的思维逻辑,为什么有了芝的指示,尸体就不能送检了?

此后的五、六年内,英不再被提起。芝不提,也没人敢在芝的面前提起英,仿佛此人就从来不存在过似的,仿佛他从来就没有一个秘书叫田家英似的。

时光匆匆,这就到了1971年。

那个倾注了芝晚年全部心血,精心策划、刻意培养、破格提拔的亲密战友林彪居然叛国外逃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个消息太突然,对芝的刺激太大了。芝泄了真精,伤了元气,一下子就衰老了过去,接连休克了好几次,鬼门关里转悠了好几次,即使他醒了过来,也全没了往昔的精气神儿。

黑夜里,彪的鬼魅,吊梢浓眉、三角细眼,伴随他那特有的老妇人的尖嗓音,常常越过荒漠,越过边界,越过长城,越过中南海的红墙,闯入芝的梦中,将芝的灵魂也带走了。

芝一天天地衰老了。当芝衰老得已经走不动路了,行将就木之际,那份对英遥远的感情又曾回光返照般地在心田淡淡地涌了上来,面对窗外无边的萧萧落木,芝喃喃地说道:

“看来,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时,英已走了8年了。

笔者写此,掷笔大怒:“早干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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