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医生的最后一搏

在江西修水，围绕乡村医生的资格身份，出现了截然对立的现象：一面是行医五十六年的老村医，年近八旬尚为了获得合法身份而伏案苦读，难如登天；而另一面却是通过造假，挂名、虚占乡村医生资格，以套取新农合资金，轻而易举。

难易之间，是国家乡村医生政策在部分地区行至末端的真实写照。只有维护法律的严肃公平，这一特殊人群才能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医改九字方针里找回真正的尊严和价值。否则，医改不会成功。

行医五十六年，却至今没有拿到国家规定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为了获得身份认同和得到应有的尊重，73岁的赤脚医生戴癸泉准备为摆脱‌‌“野医生‌‌”身份去做最后一次努力。

73岁的‌‌“赤脚医生‌‌”戴癸泉行医已经五十六年，可他现在不得不为成为一名合法医生而做最后的努力。自2013年6月，在那间由学生宿舍改造成的诊室里，看完病一有空他就会伏案苦读，以应对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试。

这是戴癸泉摆脱‌‌“野医生‌‌”身份的最后机会。

‌‌“不管有没有希望，一定要参加，‌‌”他说，‌‌“考不过怨自己没本事，死也瞑目了。‌‌”

‌‌“药到口，医生走‌‌”

从医56年来，戴癸泉从不害怕考试，但他害怕交钱。在1961年全县师承乡村医生结业考试中，他名列第一。那次考试没有交钱。1996年，修水县卫生局举办了一次‌‌“医士晋升医师‌‌”考试，马坳镇有二十多名乡村医生参考，通过者仅四人，戴癸泉是其中之一。为了这次考试，他先交了87元报名费。考过之后，又被要求交100元‌‌“办证费‌‌”。

100元是戴癸泉当年拜师学医的学费总额。在1996年，这一数额大概等于他看三十个病人，走上百里山路。他舍不得，并因此没有领到那个证。后来戴癸泉听说，没考过的人，只要交300元钱，也能拿到证。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证件是可以花钱买的。

1968年，当时还是一名正式医生的戴癸泉，被‌‌“下放‌‌”回老家修水县马坳公社火马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中的一员。

在此前3年，毛泽东就医疗卫生工作发出最高指示，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成批医生下放农村。由于没有工资，他们中许多人一边看病，一边赤脚扶犁耕地种田，故被称为‌‌“赤脚医生‌‌”。

自那以后，中国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依托，建立了集‌‌“预防、医疗、保健‌‌”为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农村卫生革命。在此过程中，上百万‌‌“赤脚医生‌‌”被认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成为中国三级医疗网的‌‌“网底‌‌”。

和当年的许多赤脚医生一样，戴癸泉是通过‌‌“师承‌‌”方式学习的中医。1955年，15岁的他拜当地卫生院七十多岁的卢姓医生为师，三年后‌‌“出师‌‌”。在此期间，戴癸泉在师傅家吃住，帮对方种菜、洗衣、做饭，师傅则尽力向其传授中医技术。

这是中医几千年的基本传承模式。戴癸泉本人也曾带过三个徒弟，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新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的建立，他不仅无法继续收徒，连自己也成为一名‌‌“野医生‌‌”。

据戴癸泉回忆，当年做‌‌“赤脚医生‌‌”时，基本是‌‌“白天种田晚上看病‌‌”。修水地处赣西北山区，各村农户居住分散。火马村有两千多人，最远的一户距戴癸泉家有七华里。他行医一天，至少要步行三十里山路。每次出诊费五分钱。

戴癸泉说，自己这么做并非因医德高尚，而主要是受生计所迫。作为赤脚医生，种田不在行，除了技术过硬之外，还得腿脚勤快，才能赢得村民信任，进而才会有人请其出诊。如果懈怠，将落下不好的名声，村民不再请他，饭碗会因此不保。

行医56年，戴癸泉的一条核心经验是：技巧远远不如知识，知识远远不如品格。

除了日常出诊，戴癸泉还要承担火马村的防疫重任。他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花在防疫上。这是一项无偿劳动。作为一名赤脚医生，戴癸泉必须无条件地将上级医院分的各种防疫药物免费送到每户村民家，而且要做到‌‌“药到口，医生走‌‌”。

尽管辛苦且收入微薄，但在戴癸泉看来，比起更为穷苦的农民已经好得多，‌‌“一个医生可顶两个农民‌‌”。

‌‌“检查是假，要钱是真‌‌”

上世纪80年代，因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中国传统合作医疗制度随之瓦解，而戴癸泉由一名‌‌“赤脚医生‌‌”也变成了‌‌“乡村医生‌‌”——确切地说是乡村个体医生。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仍像以前那样出诊，只不过诊费提高到三毛钱。

变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随着农民外出打工者增多，修水当地农民收入较以前有所提高。农村个体医生的收入也一度水涨船高。

从那时起，戴癸泉渐渐发现，个体医生成为‌‌“职能‌‌”们的重点‌‌“关照‌‌”对象，‌‌“职能‌‌”是他对修水县卫生、药监等政府部门的统称。而‌‌“关照‌‌”的重要目的是：收费。

戴癸泉保留的最早一张‌‌“职能‌‌”开的收据，是时间为1995年3月22日的一笔‌‌“药检费‌‌”。收费金额120元，收费单位是‌‌“修水县药品检验所‌‌”。

当时，修水县各村卫生所要例行接受县药检所的检查。西药主要看是否‌‌“三无‌‌”产品，中药主要查是否有霉烂变质、虫吃鼠咬。如果查出问题，自然免不了罚款。但即使检查不出问题，也要缴纳一笔百元以上的‌‌“药检费‌‌”。大部分个体医生对此习以为常。

但‌‌“视钱如命‌‌”的戴癸泉不同，他跟‌‌“职能‌‌”较了一次真。

查阅药检相关法规后，戴癸泉发现有明文要求相关收费应为30-60元，于是他跑到县药监局要化验单。对方拿不出，说已将检验结果寄到卫生院了。但戴癸泉说他已找卫生院问过，没有收到化验单。

此次经历让戴癸泉相信，‌‌“职能‌‌”检查是假，要钱是真。

不过，后来的境遇表明，戴癸泉吃亏或许就在他的‌‌“较真‌‌”上。

除了‌‌“药检费‌‌”、‌‌“监测费‌‌”，戴癸泉手头还保存着多张令人费解的收据。如收款单位写的是‌‌“杭口分局‌‌”，却盖的是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杭口分会‌‌”公章的‌‌“团体会费‌‌”100元，戴癸泉说这实际是一笔‌‌“工商费‌‌”。

此外，2002年，戴癸泉还办了一张‌‌“税务登记证‌‌”，收工本费45元。自此开始连续数年交纳‌‌“地税‌‌”。

对于各种税费，戴癸泉的办法是能躲就躲，收费时提前关门。实在躲不过，就讨价还价。

2000年11月，戴癸泉收到修水县卫生局的一张行政处罚单。称其主要违法事实是：自1994年起，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情况下，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至今。并因此‌‌“责令立即停止诊疗活动；没收全部药品和器械；罚款三千元‌‌”。

1994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明文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但戴癸泉有一个修水县卫生局1991年发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至‌‌”一栏空白。他以此辩称证未过期。并曾给卫生部写信反映。卫生部医政司回信称，‌‌“你的执业许可证是废止的。你应到卫生行政部门换发全国统一使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4年之后，卫生局给戴癸泉换发了一个新证，但要收2000元‌‌“发证费‌‌”。经中间人说情，后来只收了800元。马坳镇上一个体诊所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新证行情多在1500元-2000之间，可以讨价还价。戴癸泉的证是最便宜的。

不过，在拿到新证后，戴癸泉傻了眼。原来，证的有效期是‌‌“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而且别人的证有效期都是5年。气愤之余，戴癸泉在收据的‌‌“收费金额800元‌‌”前加了个注：‌‌“共和国执业许可证值‌‌”。

‌‌“无证人员‌‌”

对于戴癸泉而言，2004年至关重要，但他自称当时却浑然不觉。

这一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国务院386号文发布，以下简称《条例》）施行。在此前5年，执业医师法实施，中国医生须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并在医疗机构中注册，方能合法行医。按相关规定，只有具备一定医学学历者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大部分乡村医生没有医学学历，也因此失去成为执业医师的可能。

《条例》的实施则为乡村医生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其中规定，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可以不必考试，直接向县级卫生局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取得执业证书。

戴癸泉自1958年行医，至《条例》实施时已经46年，他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免试注册条件。但是，和修水县不少老赤脚医生一样，他并没有拿到证。

据戴癸泉回忆，当年他曾听说过‌‌“换证‌‌”的事情，还找过负责此事的马坳卫生院院长，对方问如果要钱怎么办。戴癸泉说‌‌“合理的钱应该交‌‌”。对方不再说话，戴癸泉也再未接到换证的通知。

不过按修水县卫生局副局长王晓群的说法，当年马坳卫生院长曾几次上门通知戴癸泉换证，是戴癸泉自己不愿意换。他承认当时是‌‌“收一点钱‌‌”，但仅仅是‌‌“工本费‌‌”。2008年12月省卫生厅下发文件乡村医生不能再注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他认为戴癸泉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

因为信访，王晓群与戴癸泉打交道多年，他称戴癸泉为‌‌“老戴‌‌”。‌‌“老戴是个好人，中医底子很扎实。只是讲话喜欢捡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王晓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老戴‌‌”这次参加考试，王晓群认为他是为了证明能够拿到这个证，自己有这个能力。‌‌“73岁了，本来可以不做（医生）了，但他爱好这一行。‌‌”

采访中，戴癸泉拿出了14个与行医资质相关的证件，其中有1982年江西省卫生厅制、县卫生局发的《乡村医生证书》，但这些皆无用处。如修水县卫生局在回复中所称，因没有《条例》实施后的乡村医生执业证，就是‌‌“无证医生‌‌”。根据相关法律，戴癸泉此后的医疗执业活动均属‌‌“非法行医‌‌”。

值得一提的是，戴癸泉持有一张修水县卫生局发的‌‌“乡村医生资格证‌‌”，发放日期为2004年10月13日。事实上，此时《条例》已经实施大半年，乡村医生惟一的合法证件是‌‌“乡村医生执业证‌‌”，修水县卫生局为何要发给戴癸泉一个无效的‌‌“资格证‌‌”？时隔十年，戴癸泉也没弄明白，他只记得当时这个证花了一百元。

关于‌‌“资格证‌‌”，王晓群承认2003年卫生局曾‌‌“搞过一次清理‌‌”，但为何戴癸泉2004年还能领到这个证，他未能作出解释。

戴癸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早知乡医执业证有如此的重要，老朽借钱也会办好。‌‌”而在马坳镇上述那位个体医生看来，戴癸泉遭遇缘于他的‌‌“狭隘‌‌”：‌‌“上面要点钱，赞助什么的。像我们，交就交呗。他舍不得花钱，就吃亏了。‌‌”

无法执行的法律

向来不怕考试的戴癸泉，原本可以在更早的时候争取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机会。

1999年实施的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传统医学专业组织或者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试的内容和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一直到2011年，卫生部52号令出台四年后，九江市才组织了相关考核。而此次考核却要求报名人员拥有乡村医生执业证，戴癸泉因为没有证，结果被排除在外。

卫生部52号令指的是《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于2007年实施。其前身是卫生部6号令，即1999年依执业医师法制定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被指对师承人员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设置的门槛过于苛刻。

2013年，政策大门终于对戴癸泉敞开。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通知，要求做好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该文件中承认部分省份对卫生部52号令‌‌“贯彻力度不够，对某些条款理解把握不一致，影响了实施效果‌‌”。

这年6月，戴癸泉和四百余名无证行医的修水医生们第一次接到通知，允许报名参加‌‌“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

修水县古市镇草坪村原卫生所所长张清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修水有四百多人报名，绝大多数都是没能注册的乡村医生。张清文也是其中之一。他1984年从医，曾是村里连续四年的‌‌“防疫先进‌‌”。

一部分无证医生成为幸运者。根据江西省下发的一个文件，修水50-60岁的无证医生可以参加一项称作‌‌“中医药一技之长‌‌”的考试，考试通过者将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报名的98人中有87人通过。

因为年龄关系，张清文与戴癸泉均不在其中。他们必须走另一条希望不大的路。戴癸泉于2013年6月27日接到‌‌“考核大纲‌‌”。何时考另行通知。

虽然自己没有乡村医生证，但让戴癸泉颇为自豪的是，行医56年来，他从未出过一起医疗事故。不过，他行医时变得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按他转述的一名修水县卫生局官员的话说，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抓一个，杀一个，关一个‌‌”。

戴癸泉说，这次考试自己不可能通过，很可能会交白卷。

不过，大儿子戴志远却说，父亲其实在暗中较劲，他要为这次来之不易的考试机会做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