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尝试改革企业和经济放缓之际，一些银行对中国国有企业(SOE)采取更严格的贷款标准，并要求一些企业提供抵押品。

据路透获悉的一份内部风险指导草案，新加坡星展集团计划推出一种“决策网格”来评估中国国有企业信用状况。该行最近因提供给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相关企业的贷款成为坏账而遭受损失，它先前评估这家企业没有风险。

台湾彰化商业银行的一位人士表示，自今年起该行将只向提供抵押品的中国国有企业放贷，认识到这些企业不再是零风险。

这些政策调整说明一些外资银行在为中国企业违约事件增加而早做准备。中国经济增速降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政府同时在努力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由于中国计划将优先支持战略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星展集团在向被认为受政府支持较少的国有企业贷款时，将采取更保守的态度。

星展集团这份标注日期为1月的文件称：“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不尽相同。我们更加相信，随着该国政府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政府支持力度的差异以后会更加明显。”

星展集团现将根据国有企业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水平给他们分级，认为子公司的风险要高于顶层的控股公司。

决策网格显示，没有整合到母公司国有企业财报中的集团公司，将被评估为普通借款人。

环保部长陈吉宁在记者会上称 解决中国环保问题不能操之过急 （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近日被中国政府禁播，官方还下令媒体停止对雾霾问题的讨论。中国新环保部长在他上任后第一场记者会上只字未提关于柴静的雾霾纪录片。

很多中外记者参加了中国新环保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梅地亚新闻中心举行的他上任一个月后的第一场记者会，希望听到他对柴静雾霾纪录片的看法。不过，获准提问的中国官媒记者没有一个人提到这部点击率在短短几天就超过两亿的纪录片，主持人点到的三名外国记者也没有提到柴静。这三名记者分别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市阿尔法电视台、巴黎《欧洲时报》和洛杉矶中文电视台。记者会结束后，陈吉宁部长匆匆离去时也没有回应冲到台前的记者的大声提问。

回避柴静

北京观察人士认为，陈吉宁对待柴静纪录片的态度，从侧面印证了海外媒体报道的有关中共宣传部门最近叫停柴静纪录片的消息。

中国外长王毅周日在全国人大会新闻会上力挺遭西方制裁而陷于困境的俄罗斯，并以强硬语气抨击日本，强调与美国平起平坐。王毅此番言论引起关注，法新社评论指出，北京借支持莫斯科来努力实现成为全球外交强权的野心。

王毅周日面对媒体，借助于北京政权习惯上使用的所有修辞勾勒了一幅北京外交的画面。一方面，王毅强调北京对老朋友俄罗斯坚定不移的支持，尽管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正遭受颇具侮辱性的制裁。对朝鲜也不忘记，尽管北京对平壤当局越来越难以忍受。

另一方面，中国明显地表示与美国已是平起平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在年内访美。王毅称两国领导人应共同推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尽管“不会一帆风顺，但却势在必行”。

然而，面对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正在准备强化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国却明白无误地表示会继续强化对莫斯科的支持。

这对遭受西方制裁和油价崩盘双重打击下趋于萧条的俄罗斯经济无疑是雪中送炭。王毅声称中俄合作是互利的，而且还要扩大这种合作。当然，北京从与俄罗斯的合作中找到自己的利益需求，经过10年艰苦谈判，中国去年与俄罗斯达成俄方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三十年长期协议，价值4000亿美元。

中共七常委3月8日依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路透社

德国媒体对中国人大会议表示了广泛关注。德国电台发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真是无所不在。德国专家指出，围绕习近平展开的个人崇拜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有过的。为了让习近平到处现身，中方不仅使用了传统的传播手段，还使用了社会媒体。

《南德意志报》发现，每年人大开会，人们都会以为，没有比中国政府批评政府自己更严历的了。经营不善、社会不平衡的增长、“令人震惊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污染”－－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把各种弊端都包罗进去了。去年他也是这般针砭时弊的。自数十年来，每位总理都是这样做报告的。看来，中方对现实并不缺乏认识。可许多问题却还是一年比一年更严重。而且这一现状没有得到改变。至少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让中国走向健康、公正的每一步几乎都将意味着共产党权力的损失。

《法兰克福汇报》就中国放缓经济增长写道：中国现在要走向“新的正常化”。靠疯狂工业化和出口带来的两位数的增长已成为过去。当然，增长放缓和结构改组都是必要的。中国的崛起不应因此而停顿下来。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调，全球对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的期望当然也会下滑。

小时候，到人家做客之前，妈妈都要叮嘱我，千万不要看了什么都好奇，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1980年代，国门甫开，若干中国学者被人请喝咖啡，座中没有一个人喝过这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人问问该怎么做，咖啡上来之后，没人往里放糖，加奶，这也倒罢了，杯子里有一个搅拌用的小勺，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用这个小勺一点点地㧟着喝，小口一抿一抿的，可爱极了。

近年“两会”当中，与国库这只“钱袋子”直接相关的话题主要有三，一是反腐没收的赃款的流向，二是养老保险的缺口如何弥缝，三是地方债务这窟窿如何填。这次政府倒是非常爽快，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三大问题。

大老虎赃款收归中央国库

先说腐败赃款问题。十八大以前，上亿的老虎不是特别多，因此赃款流向虽然也有人追问，但由检察院方面用官式回答敷衍一下就算完事。我曾于2014年7月在VOA发表《中国腐败赃款的流向》，对此做了分析，并指出官方回答远远不能解释疑惑。鉴于近两年揪出的大老虎动辄涉案几十亿、甚至逾百上千亿，这方面的追问就更多了。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在会上问到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八项规定省下的那么多钱、反腐追回的那么多钱，都去哪里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让百姓感受到反腐的好处呢？比如把反腐追回的钱投入农村教育，或用于治理农村污染，将这些贪官搜刮的民脂民膏还给百姓？”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外交政策》3月6日报道，与全球金融系统隔绝，遭受严厉制裁之下，朝鲜在运营一个巨大的非法企业系统，将贵重金属、毒品和武器送往世界各地。毫不奇怪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国家就象个黑手党组织。

在经营其罪恶帝国时，比起竞争对手，朝鲜具有鲜明的优势：外交豁免权。朝鲜通过赋予一个国家的法律特权，令它的政府成为了一个黑手党组织的主要工具，目的是让统治的金氏家族富裕起来，并保护他们。上周五，这个企业的最新证据从浑水中浮出水面，朝鲜一名外交官在孟加拉国达卡机场被捕，他试图将价值140万美元的黄金走私进入该国。鉴于其外交身份，他被释放。

（本文曾部分发表于《炎黄春秋》，以下是全文）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i]；“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ii]。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iii]。

这些村子“死绝”的原因是什么？分布在哪里？范围有多广？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带着这些问题，今年7月29日，笔者来到商城县北部的上石桥镇，在一家自行车修理摊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此为代步工具，由此开始了20余天的探寻商城“死绝村”之旅。

一、“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这是一年内我第三次来商城采访。根据前两次众多受访者的介绍，我把探寻重点放在饥荒相对严重的上石桥、鄢岗、双椿铺和观庙四个镇[iv]。

在55年后的今天，亲历者绝大多数已离世，健在者也已风烛残年，相当一部分耳背、记忆衰退，甚至神智不清，一个村子能找到三五个可以交流的亲历者已相当不易。除了要打消受访者因骗子猖獗而产生的戒备心理，还要帮助他们克服长期以来因政治高压形成的恐惧心理。很多人还问：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前日，有杂志给我发问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欢回到哪个朝代？”我想了一下说：“宋朝吧。”

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吗？连钱穆老先生都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大就值得向往吗？如果它老是打仗，它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它闭关锁国，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只让这部分人富起来。那么，我们能否不要这样的“强大”？

在我看来，与汉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开国一百多年后，当时的人们开始比较本朝与其他朝代，我们现在听不到他们讨论的声音，不过估计也与现在一样，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有一位大学问家叫程伊川，说的比较具体，他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土改中农民丈量土地

各位，喜欢历史的一定不会忘记由刘少奇主持的晋绥土改运动。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这份《指示》由刘少奇起草，旨在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同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也是由刘少奇主持会议。会上，刘少奇认为土改运动不彻底、没效果，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会后不到2个月，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这时的晋绥边区已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乡村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要求立即对地主富农其家产进行无条件地全部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