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号，国土资源部发布消息，根据各地上报汇总，2013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15.08万公顷,是过去五年年均实际供应量的1.5倍，其中“三类住房”（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计划占住房用地计划总量的79.4%，符合调控政策要求。
任志强先生根据以往经验，对地方政府的达标意愿表示不屑。换位思考，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上，要达到土地效益最大化，以经济人理性设立地租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把土地集中到收储公司统一管理，用公司的形式垄断当地土地资源。其次，分门别类利用土地，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土地融资，以工业用地等方式把生地做成熟地，把熟地推向溢价最高的住宅市场。第三，控制土地推向市场的规模，用饥饿疗法获得土地的最高溢价。第四，制造新的城市热点，使土地溢价可以多点开花。
上述三个办法得出三个结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各地政府建立土地储备中心，建立投融资平台;控制土地市场规模，限制每年推向市场的数量;扩大城市范围，建立各种新区，甚至频频搬迁政府大楼，以制造新的房地产热点。
土地溢价是地方财政之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言，2002年重庆市开始进行土地储备，十年以后，重庆主城从10年前的一环主城拓展到二环主城，当时重庆主城建成区200多平方公里，现在整个主城二环内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为1000平方公里，理论上，从2002年到未来二、三十年内，重庆主城将有近700平方公里需要新开发，约近百万亩地。一般政府储备地不得超过城市可开发建设土地总量的50%，就是约40万亩50万亩。有了2002年储备的这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两三千亿，我们地方债务不是现在的2600亿，得是5600亿”，黄奇帆表示，政府债务因此得以稀释。
黄奇帆先生很直白，认同土地供应“细水长流”，市政府计划20年内每年只能开发5%，40多万亩地的储备资源一年最多用2万亩。往好里说，这叫长效机制、持续利用;按照经济理性的说法，这叫坐地起价;用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叫做防止哄抬地价。
其他地方政府大都照此方法，只做不说。
2012年，北京未完成年初的供地计划，这并非第一次，2005年、2006年等年度，北京市土地供应计划就多次出现未如期完成的情况。北京也不是个案，中国房地产指数研究院的同期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广州、深圳已经连续四年未能完成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国土资源部的供地规划形同虚设。2012年年初，国土部设定的全年住房用地供地计划是17.26万公顷，年中缩减为15.93万公顷，最终仅完成11.08万公顷，完成调减后计划量近七成。2011年全国落实住房用地计划13.59万公顷，计划落实率62.3%。2013年，国土资源部索性大幅下调供地计划到15.08万公顷，为近三年最低。说到饥饿营销，我国地方政府是乔布斯的师傅。
惟一的亮点是，强调了保障房等的供应，要求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今年“新开工63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实现应保尽保。地方政府纷纷呼应，起码从供地看到了民生优先的影子，至于能否落到实处，分配是否公平，年底再说。
各个新城更是各城市不可不看的一景，无论大中小城市，无论效率如何，从国家级到县级开发区势不可少，所有的新城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兀然而立，没有历史。截止2011年年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31家，至于市县级数不胜数，以至于出现一个城市同时拥有几十个开发区的盛况。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保障土地价格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微幅扩大供应量，才是上上之选。至于供地多少，上涨多少，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控。
供地计划长期虚而不实，国土部还不如取消供地计划，在划定耕地界限后，单独考核保障房建设落实情况，承认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支配权，但必须让地方政府回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本质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