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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凭何认为中国还能高增长20年

投资还是消费?

林毅夫先生4月6日在博鳌论坛上重申,还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未来20%每年GDP增长8%的关键就是投资。林毅夫先生并不孤独,实际上,包括张军先生、朱天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中国现阶段,投资而不是消费仍然是重点。只不过,后者更谨慎一些,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投资重于消费的观点既来自于理论,也来自于实践,东欧、日韩工业化初期的投资比率以及新结构经济学,都说明投资在工业化初期是市场的内在需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大幅拉高当地的产出,企业大量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投资上升就是必然趋势。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养老恐慌、贫富差距等造成居民消费不足。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我国都存在结构性失衡。

张军先生在《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一书中,以详实的官方数据证明,中国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都位于世界前列,但总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却在下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说明投资效率低下。不断曝光的高速公路、高铁等基建项目的贪腐丑闻,以及不断曝光的豆腐渣工程,显示投资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约束的体制弊端。

黄亚生教授提出巴西例可资佐证,证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很多新兴经济体之所以难以深陷中等收入泥潭,原因就是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投资热情。

消费领域的失衡让人瞠目。必须承认,由于家庭服务、餐饮等难以统计,我国居民消费被低估。但一些数据显示,消费极不均衡,富裕阶层国际消费、奢华派对,而普通居民节衣缩食。即使重视投资的日本,也必须辅之以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以破除消费领域的极度失衡,使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2013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4%,以下均为名义增长)。2008年1到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15%,2009年受次贷危机打击大幅下降至15.05%,2010年大幅攀升到18.05%,2011年为19.1%,离2008年的高位只有一步之遥。可见,今年春节官方倡导节约,消费下降甚至超过了2009年的次贷危机的打击。

分析原因在于,首先在于居民消费外流,据全国假日办值班室负责人介绍,2013年春节,出境游持续增长,港澳台地区及泰国、韩国成为热门。据全国团队旅游服务管理系统信息,黄金周期间旅行社组织内地在境外游客超出400万人次,同比上涨14%,赴亚洲目的地的超过90%。考虑到各地旅行社的游客增长量,一些境外非团队的个人游,增长在3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境外游几乎等同于购物游,手提名包、苹果与奶粉回国者不少。其次,网购代替了传统购物,由于这一块统计并不准确,可能被低估。

第三,官方在上级压力下不得不厉行节约,这也是社会热议的话题。今年1-2月份,餐饮收入4030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餐饮收入1278亿元,同比下降3.3%。商品零售33780亿元,增长12.8%。在商品零售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16724亿元,增长11%。

餐饮业虽然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仅5%左右,但过年过节各方送礼、迎来送往数量下降,影响不仅局限餐饮,对商业影响不容小视。仅就餐饮看,以往节假日增速上升,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等在代替居民吃、代替居民喝,如今监查压力巨大,或者转入地下会所与食堂,数据也就直线下降。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投资或者消费的问题,而是谁在投资,投资效率如何,谁在消费,消费是否会增加纳税人负担?考虑到我国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扭曲程度,不提体制改革一味强调投资的重要,有失偏颇。这一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常识,不应该被遗忘。

经济结构改革在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都是重中之重,没有经济结构改革,强调投资,也许增加了贪腐的机会;强调消费,也许增加了三公消费,与纳税人的负担。

结构改革路阻且长,任重道远,林毅夫先生似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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