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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巴西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的代表,其他有印度等中,贫民窟式的城市化有几大标志。

首先,人口城市化在经济城市化之先。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8.4%,2000年为81.4%,远超同期46%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李瑞林、王春艳《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从1950到1980年,巴西花了30年的时间,将人口城市化的水平从36.2%上升到67.6%,比西方国家快20年,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其中尤其以1950到197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最快。20年间,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约 5%的速度增长,乡村人口增长不到2%;1970 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所下降,仍大于 2%,同期乡村人口负增长。巴西比发达国家减少了20年实现同样的城市化率,代价是大量产生的贫民窟。

其次,贫民窟泛滥。近 20 年来 ,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 %,贫民窟人口增长了 118 %。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就有 3500 万人 ,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 4%。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 2500 万人居住在贫民窟。1991 年 ,贫民窟有 3188 个,2000 年增加到 3905 个,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已蔓延到中等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也是贫民窟最大的城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1950年250 万人,1980 年上升到1350 万人; 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由 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1987年,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里约热内卢市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第三,强迫工业化与强迫城市化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根据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在1964年到1988年巴西军政府执政期间,巴西进入奇迹增长时代——1968年到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也是强迫工业化与强迫城市化的时代。政府实行高税收政策,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同时,政府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征收土地,造成大批赤贫而素质低下的劳动人口。

经济奇迹开始时大城市的扩张还能容纳源源不断进入的人口,而后处于失控的城市化状态。以圣保罗为例,在1940到1970年间,圣保罗城市人口的增加占了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量的一半,1970年,圣保罗人口占巴西总人口的19%,占39%的GNP,以及58%的工业产值,而圣保罗的土地面积仅为巴西的2.9%。但是,随着巴西奇迹的衰退,80年代以后进入失落的十年,两位数以上的失业率与巨额的债务,使得巴西奇迹倒塌,呈现出遍地贫民窟的真相。

第四,解决贫民窟的方法失当。

根据George Martine 、GordonMcGranahan的论文《Brazil’s early  urban transition: what can it teach urbanizing countries?》,为了解决就业与经济发展难题,军政府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同时在1964年创建国家住房银行及联邦住房和城市规划服务署,负责城市规划与低收入者住房,政府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的住房开发融资。

但权贵横行与法治不彰的现实,必然导致补贴被盗用的现象,企业利用政府的补贴为自己谋利,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住房相关的补贴,很快被房地产公司变相瓜分,这些房地产公司主要为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提供住房,对为穷人提供住房完全没有兴趣。1986年巴西军政府结束后,国家住房银行也关闭了。

即使政府的本意良善,也无法保障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何况在强大的政府力量支配下,强迫城市化过程中攫取土地的过程,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贫困人口,解决这些人口的培训、就业、住房问题,完全在政府的能力之外。

巴西畸形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基尼系数与中国官方公布的近似,大量土地与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96 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总面积的45%。2003 年,全巴西面积低于 10公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 31.6%,拥有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 8%;面积超过 2000公顷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 0.8% ,拥有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1.6%。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中,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

巴西走上阿根廷式的衰败之路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城市专业性不强,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佳,无法容纳高速增长的就业人口,工业园区与企业债务飞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城市化也就成为了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

并非多余的后话是,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没有提升经济效率,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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