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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中项伯为何向刘邦通风报信?

按正常的逻辑,鸿门宴是不可思议的。

项伯为什么会傻到为敌人通风报信,置自己的侄子于不顾?范增“素好奇计”,为什么范增的“奇计”却不为项羽所用?项羽为什么会放走刘邦,以至于弄得自己最后一败涂地,无可挽回?诸多疑点为“鸿门宴”凭空制造出了诸多不解之谜,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怎么会有项羽这样的笨蛋,让煮熟的鸭子扑楞楞一飞冲天。

于是“聪明者”开始义正辞严地拒绝承认有这么一次宴会的存在,他们坚持认为“鸿门宴”“可当故事看,难当信史读”。以至于由某位历史学家编写的《通史简编》竟只字不提“鸿门宴”。

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鸿门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宴会,只是在这场宴会上,项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果项羽意志更加坚定,决策更加英明,出手更加果断,处事更加成熟,他或者在“鸿门宴”前,就会毫不犹豫地劫杀刘邦,或者在“鸿门宴”中痛下杀手,一击置刘邦于死地。果如此,哪还会出现刘邦一统天下的场景?历史岂不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因此,他们认为,项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至于最后功败垂成、饮恨垓下。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由一个人负责,此人就是项伯。因为,项伯是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他的通风报信,导致了后来项羽的全盘皆输。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鸿门宴”前,项伯为什么要告密?“鸿门宴”中,项伯为什么要挺身而出保护刘邦?项伯真的是贪小利忘大义的千古罪人吗?

因此,我们的目光应当越过史籍的尘埃,重回特定的历史环境,重温楚汉相争的历史事实,认真打量那场两千多年前的宴会。

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明白以下几点事实:

第一,刘邦和项羽为什么会在关中地区相遇?

咸阳是秦王朝的首都,位于关中平原。刘邦和项羽为什么能够齐聚关中,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这个约定是当时抗秦义军的盟主楚怀王做出的,当时他正带领义军转战于江苏、安徽一带。很明显,若想先入关,自东向西走直线才是捷径,才是最佳选择。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楚怀王的安排:他对项羽向西出兵的强烈要求不予理睬,直接将项羽支向了北方。向北进军,抗秦救赵。不仅如此,被派向北路军的项羽,其职务仅仅是次将,需要受主将宋义的节制。同时,派遣刘邦率军直接向西进发。当时秦朝的主力军在北边,抗秦的硬仗自然也在北边,项羽和秦军主力遭遇在所难免。而战争的进程,将直接影响本来已经走了弯路的项羽进入关中的速度。反观刘邦则是另外一番感受:本来走的就是直线,而在北边,又有项羽在牵制着秦军主力。项羽和秦军的战斗越激烈,刘邦西进的道路将越平坦,进入关中的进度自然也会越快。

项羽的北上堪称一波三折,先是项羽冲冠一怒杀掉了主将宋义,自封上将军,之后和秦军决一死战,最后,秦军大将章邯投降,项羽赢得胜利。原本三心二意的各路诸侯军终于暂时和项羽一起西进关中。

但是此时,刘邦早已入关两个月。令人奇怪的是,早就可以称王的他居然波澜不兴、无声无息,还是从前的穷酸样。

就这样,他们在关中走到一起。

第二,关中相遇之前,刘邦和项羽是什么样的政治关系?

二人什么关系?一句话,二人互为友军。二人曾有一段并肩作战的经历,也建立起不深不浅、不咸不淡的革命友谊。此时,刘邦是西路军,项羽是北路军,二人同属于反秦义军阵营,同为楚怀王部下。

如果非要问二人的政治地位谁高谁低,那应该这样说,项羽的地位高于刘邦。因为,反秦武装的最高权力象征是楚怀王,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最高军事长官,率领项羽北上。在北征过程中,项羽擅自杀掉宋义,楚怀王无奈,只得承认项羽接替宋义做最高军事长官的现实。这样,理论上讲,项羽也就成了刘邦的领导。

第三,关中相遇之前,刘邦在做什么,项羽又在做什么?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和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因而深受关中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关中人民期待刘邦顺利称王。

项羽呢?入关之前,秦将章邯、司马欣等带领秦军投降项羽,不久,项羽借故坑杀二十万降卒。这二十万降卒兵源地何在,历史虽无明确记载,但大部分士卒应该来自秦朝的大本营关中地区。这样,采用暴力手段坑杀二十万降卒的项羽,在关中人民的心目中就成了杀人魔鬼,成了残暴的代名词。

在刘邦和项羽的对比中,关中百姓想不拥戴刘邦都难。

第四,关中相遇之时,刘、项二人的实力对比如何?

此时,刘邦实力相对较弱,有十万人马,号称二十万;项羽有四十万人马。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刘邦的十万人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刘家军,更重要的是,刘邦的人马已在关中休整了两个月。而项羽的四十万大军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各路诸侯军,他们虽然受项羽节制,却随时可能和项羽离心离德。在“巨鹿之战”中,各路诸侯军曾有作壁上观的先例。这四十万杂牌军长途而来,战斗力很难说就是上乘。

明白了这样一段史实我们就会知道,谋士范增建议项羽对刘邦发起攻击是多么草率的行为。可是,项羽居然接受了范增的建议,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意思是要厉兵秣马,第二天斩杀刘邦。

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看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因为此时的刘邦,有四不可杀:

第一,对于反秦阵营来说,刘邦有大功,杀刘邦有政治风险。

刘邦是奉命西征,并且赢得了推翻秦朝暴政的首功,按照约定,即使刘邦称王也是理所应当,任何人都不应该说三道四,结果刘邦低调行事,并没有称王,政治上毫无瑕疵。此时,项羽贸然下令进攻刘邦无疑是同室操戈,将楚怀王的约定变成了一纸空文,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刘邦对于稳定关中极有价值,杀刘邦无民心基础。

秦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此时关中地区处于权力真空期,关中人心思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安,而这一切在刘邦的约法三章里似乎都得到了承诺,因此,先入关的刘邦在关中人心中无异于无冕之王。此时,如果有人加害刘邦,很难赢得关中人民的拥护和信赖。更何况项羽还欠下关中地区二十万条生命。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洞悉项伯对于项羽的无私情感,才能洞悉张良对于项伯的战略价值。

因此,哪有什么“内奸”和“叛变”,哪有什么“卖主求荣”和“一时糊涂”,这完全是项伯对项羽的最大关爱和帮助,是项伯对项氏反秦事业的最大贡献和付出。几千年的骂名滚滚而来,但项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忠若“奸”,只是后人读史不精,误把项伯当小人。真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但是,张良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果断地将这一重要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通报,从此一跃而进入了刘邦阵营的主流。

本来,张良根本不是刘邦的班底,最初起兵之际,刘邦主要靠的是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一批故旧相识。秦末大乱之时,张良自己也拉起了部队,由于规模太小,张良一直需要依附于别的大树。他最早是准备投靠别人的,结果半道遇见了刘邦,就中途改变了主意,决定跟随刘邦。

刘邦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舍得封官封地,但面对投靠过来的张良,刘邦却小气得不可思议,仅仅封他为主管马匹的厩将。这个官职是一个很好玩的官职,善于拍马的张良直接被刘邦赶进了马厩。张良从此开始拍马,以小人物的身份接近刘邦。他的办法是常常向刘邦提建议,主动制造和刘邦接触的机会,出来之后就吹嘘他和最高领导交往的所有细节以此来神化自己。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在刘邦阵营中,张良基本上处于搭不上话的局面。在很长的时间内,张良一直是很边缘化,在“鸿门宴”之前,张良从来没有进入过刘邦的决策圈子和主流。

外围的张良一直在等待机会,项伯让张良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得到了项伯的绝密消息之后,张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汇报,从此,张良就成为刘邦的红人。所以,对于项伯,张良一直心存感激,后来,刘邦曾赏给张良黄金百镒、珍珠二斗,张良马上就将这些转送给了项伯。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鸿门宴”只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宴会,是不速之客与毫无准备的主人之间的一次小聚,是项伯为了保全项氏的反秦大业所做的一场无私努力,是项伯引进外力对抗范增的一次大胆尝试。

既然如此,在宴会上,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时,项伯挺身而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不是愚蠢到是非不分,而是,他必须保护刘邦,此时,保护刘邦就是保护项羽,就是保护项氏集团的实际利益。

我们的双眼往往容易为历史的表象所蒙蔽,而重回现场,通过细枝末节排查可能的历史线索,却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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