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悲剧序幕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那场风暴，对我、对四通、对赵紫阳、对邓小平、对我们的国家、甚至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是一场悲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溘然离世，揭开了这场悲剧的序幕。当年他被老人帮用不公正的“非程序权力更迭”手段搞下台，民众对他充满了同情。民间积累的种种怨愤，终于爆发了。
听说北大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预感要出大事，所以第一时间去了北大。我想起了23年前，清华园的大字报。啊，久违了，大字报……
我西装革履的挤在熙熙攘攘的大字报区，很引人注目。发现不停有人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拍照留念，我知道自己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便淡然一笑，依旧神闲气定地看大字报。看到一些有文采的句子，不禁莞尔。至今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两则：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据说原话出自冰心，她在悼念耀邦时说：“我已经90了……”，所以“该死的”，很明确是自指。但贴到北大校园里，显然是另有所指。
还有一首改变自《奉献歌》的歌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把长寿奉献给小平，把短命奉献给耀邦；把捐赠奉献给邓儿，把彩电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苦难的百姓。”
有人贴出了一份错误百出的关系图：其中把贾春旺编派为贾廷三的儿子，万润南则被指为万里的儿子（侄子）。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之前就听到过这种传闻，我曾经感叹过：在中国搞改革真难，连姓什么都要仔细选择一下。也郑重其事地辟过谣，但无济于事。
1989年6月以后，我到了海外。在洛杉矶巧遇到万里家的老大。我和他开玩笑：“哈，有人说我们是本家，不过应该是500年前的本家。”
万老大认真地说：“我们500年前也不是本家。你的那个‘万’是真的，我们家这个‘万’是假的。‘万里’是我父亲参加革命后用的化名。”记不确切了，好像说他们原来姓张。这样的情况，在共产党的老一代里很普遍，例如，李玉家就不姓李，而是姓雷。于光远其实也不姓于，而是姓郁。那时候，好像很兴这一套。
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大字报很快就贴到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铁栏杆下有这样一副对联：
民主先驱，社稷为先，千秋耀；
开明公仆，天下为公，兴华邦。
从4月18日开始，北大、人大等北京高校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游行，并且在人大会堂前静坐，提出七条要求，并且要求中央领导接见。
七条的大致内容是：
一、重新评价和肯定胡耀邦；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
三、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
四、解除报禁；
五、增加教育经费；
六、取销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政府领导人就失误公开检讨。
周舵负责的综合计划部和总裁办编发了《消息参考》，随时向我通报社会上的最新动态。这份小报只供极少数人阅读。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与会者有李昌、冯兰瑞（李玉的母亲）、胡绩伟、李锐、严家祺和戴晴等近百人。
《世经导报》把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编发了五个版面，出报前却被江泽民主政的上海市委腰斩，据说江还拍了桌子。但《导报》的总编钦本立表现了凛然的风骨，坚持不同意上海市委的处理意见，宁可被撤销了总编辑的职务。
这位铁骨铮铮的钦老板，和李玉的父母是故交，与四通也关系匪浅。我这里披露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四通其实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幕后“金主”之一。其来龙去脉，明天接着交代。
（2）钦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钦本立身边的人都称呼他为“钦老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叫法并不常见。钦本立是1949年的老党员，当时在朝阳大学读法律，因为参加学运被开除。于是到徐铸成那里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
李玉的父母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和钦老板相识。中共建政以后，《文汇报》一度被解散。50年代毛提出要恢复《文汇报》，找到了创办人徐铸成。徐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把钦本立请回来。于是，钦担任了《文汇报》的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总编，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时，《文汇报》是重灾户。毛亲自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徐铸成正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在报社实际主持大鸣大放的是钦本立。结果是徐铸成代钦受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几个右派之一。钦本立则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
文革当中，他这个“漏网右派”自然是首当其冲，曾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据说恢复自由后，连话都不会讲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报》的资深编辑，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以后，钦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利用这个平台，招募人才，办起了一份当时脍炙人口的《世界经济导报》。其视野的开阔、立意的高远、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执着、对改革的推动和坚持，是当时新闻界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出其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在我看来，罗校长办的深圳大学，钦老板办的《世界经济导报》，乃是其中的“极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么，我觉得四通也可以凑一个数。
就像我当年也蹬着三轮平板车去机场提货一样，钦老板在办报初期，还当起了老报童，自己拿了报纸上街去卖。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钦本立对四通情有独钟。他通过“关系”找到我，这个“关系”，就是我的岳母冯兰瑞。1987年，钦老板在北京请我岳母吃饭。席间，他一句话说得老太太眉开眼笑。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会找女婿？两个女婿都如此优秀？”
老太太很实在，说：“是女儿自己选的，当初我还反对来着。”
回家后，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请一次钦老板。于是，我作东专门请他吃饭。大家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我提议四通和《导报》合办一个广告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资助他们办报。而且，四通的所有广告都在《导报》做一份，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固定收入。
当初，钦老板是从《文汇报》借了两万元起家的。恰好，我们四通也是从四季青借了两万元起家的。《导报》对他，四通于我，犹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联姻，他们应该有美好的前景。
当1989年的风暴来临时，首当其冲，他的《导报》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六四以后，我流亡到海外，他一直被软禁。半年以后，他被查出来有癌症，然后住院。坚持到1991年的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两周年的那一天，钦老板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下悄然离世。
张伟国是《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赶到华东医院的停尸房去送钦老板最后一程。据他说：“当时是整个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医院里里外外武警都出来了。不但是便衣，就是穿了军装的也出来了。”
许多来吊唁的朋友看到华东医院外这么多军警，只好无奈地绕了几圈，知难而退，离开了。
“没有什么人讲话，也没有人献花，也没有花圈，我们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个躬。”
钦老板走得很寂寞。不仅寂寞，而且很纠结。
据张伟国说：“钦本立到生命最后期的时候，在4月10日前后，他已经是神智都开始恍惚了，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对他的党纪处分。宣布后弄得钦本立受到的打击相当大。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可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老同志，最后共产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送终，实在是令人发指。”
（3）存亡之秋
4月22日，150余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中央和学生对话，呼吁政府不要对学生的抗议活动采取暴力手段。我虽然没有签名，但认同，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感觉城门失火，迟早有一天要殃及池鱼。我用一种忐忑的心情，关注着事态每一个细节的发展。
当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按既定程式在人大会堂举行，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意外。
4月23日，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赵紫阳启程去朝鲜访问，心头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突变，这时候离开关键岗位……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本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了，学生如果能够趁势收兵，坚持他们的七点要求，从此开始良性的朝野对话，是和平结束这场运动的第一个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
当晚，北京市21所高校决定成立“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北大的学生呼吁全国性罢课。学运方兴未艾，完全没有就此收场的意思。
4月25日，我在公司的干部会上第一次谈到了这场学运。地点是在公司的咖啡厅，到会的有事业部经理以上的干部45人。以下是我的讲话：
从悼念胡耀邦开始，学运到今天已经十天了。最初，学生有一个七点要求。最近，又有一个五条，要求保障人权，民主宪法，新闻自由，公布领导人财产，提高教育经费等等。这些要求，政治性很强，并且无限期等待答复。从昨天起全面罢课了。现在，问题变得有点复杂。
怎样对待这样的局面？首先应搞清楚我们四通自己的历史方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大家都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学生敏感、热情、要民主、爱国，是国家的希望。但是学生的要求比较空泛，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学运一旦持久，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据说，长沙有人砸了“五一”路上的商店，西安有人烧汽车……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会利用学运的机会，纷纷出来，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是乘机破坏。
对于四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当听到四通人支持他们或四通人向他们捐钱的时候，学生就高喊“四通万岁！”；另一方面，当学生高喊打倒“官倒”的时候，四通也在他们的打倒之列。我看到一张大字报：“官倒——万里的儿子（侄子）——万润南”。看来这些学生不读《经济日报》。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四通的位置很微妙。处理得好，四通被两边都接受；处理得不好，四通成为两边的打击对象。
上星期，贺光辉问我有没有去看学生游行？我说：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企业应当是社会的稳定因素。他就没有再追问。
临走时，他又问我关于“八九宪章”的事，我说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看来，我们被两边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成为两边打击对象的可能性却很大。
要劝学生节制。这次运动，政府的应对尽管有些地方偶尔不够意思，但总的表现还是相当宽容的。另外，我党一贯的做法是外松内紧。我注意到，我去北大看大字报，马上有人照相。这也没什么。如果连看都不行，这个国家也就到头了。这几天，有许多人从各种渠道打电话来，提醒我们要谨慎。
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公司成立五周年活动照常进行，其他的大型活动统统从简。本来有人想搞一次大型的答谢歌会，我建议最多开一个座谈会，对支持者表示一下意思就可以了，不宜把动静搞得太大。曹思源那里本来准备开第二次修宪讨论会，我也建议缓一缓。
昨天，有一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叫李凡，他要搞一个调查，题目是“世界价值观”，说要和四通合作。他认为四通的目标，是要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的文化素质、价值取向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李凡说，你们的社会发展研究所，要成为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学生代表了空泛但是激进的要求，我们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实实在在地作贡献，是真正的稳定力量。
我们不是学生的对立面，但也不取简单的支持态度。这是个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学生一说“倒爷”和教育经费就情绪激动，有一种说法，说四通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只有稳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社会动乱，首先摧毁的是未来有希望的潜结构。四通就是这样的潜结构。我们刚争取到一点民主，这个民主就被用来反对改革。给深圳立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人代会上40%的人反对。如果再次表决肯定会给否决掉。许多代表都以投否决票为荣。有很多人，口头上赞成改革，但当改革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反对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绷得住劲儿。当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四通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不要在动乱中把这一点希望也给扫荡光了。
这时候，段永基插话：我们经济上是脆弱的，基本不要介入。
我说：老段是绷得住劲儿的。总的原则是要谨慎，要密切注意各种动向，要作好各种充分准备，包括有人来打砸抢。
1987年初，有人问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我说，历史是一个进程，我们很难站在一个横断面上来评价它。历史会作出自己的评价。
动荡——任何社会动荡，时间长了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影响。据海淀区统计，今年的新产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除了四通，其他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中关村的十大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总收入10303万元，四通6093万元，占总收入的59%。总利润787万元，四通445.7万元，占利润总额的56.6%。
我在香港见到张五常，他向我介绍他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存亡之秋》，他认为，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动荡的年代，而现在则到了关键点，是“存亡之秋”。
但愿我们的四通、我们的国家，能安然渡过这危机四伏的存亡之秋。
（4）风云突变
就在我“存亡之秋”讲话的第二天，4月26日，风云突变，一上班就接到紧急通知，到海淀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邓讲话的主题，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也是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八个字：激化矛盾、反应过度。唉，怎么就沉不住气了呢。我知道邓大人是开钢铁公司的，但这一回，显然对形势有误判，硬得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这篇社论的最直接效果，是激发了北京高校学生的4.27大游行。这次游行组织得相当好，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秩序井然。
我近距离观察了这次大游行，不是因为对游行本身有兴趣，而是因为我要到人大会堂参加一项活动：“北京市劳动模范、模范集体表彰大会”。在驱车赴会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和游行队伍遭遇。
车到白石桥，我们就被游行队伍堵住了。我注意到他们举的横幅、标语牌和呼喊的口号，既讲策略，又有针对性：
“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
“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
这是策略性。
“和平请愿，绝非动乱！”
“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这是针对性，针对的是4.26社论。
“人民万岁！理解万岁！”
“妈妈，我们没有错！”
这是打感情牌。旁观的市民确实被感动了，纷纷给学生送水、饮料、食物，甚至往学生的口袋里塞钱。
拦阻学生队伍的警察也表现了巨大的克制，这么大的场面，没有发生一起流血冲突，堪称奇迹。当时我很欣慰地认为，经过文革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政府和群众都成熟了。后来的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乐观得太早了。
我们七转八绕，好不容易上了长安街，人大会堂前已经是人山人海，我们只好绕道从侧门进入会场。
这是每年五一劳动节前表扬劳动模范的陈规。不过，这次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不仅有传统的掏粪工人，而且有所谓新时代的新人，例如京海的王洪德、信通的金燕静和四通的本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有王震、李铁映、芮杏文、倪志福等人，陈希同在大会上讲了话。给我发奖状的，恰好是我最不心仪的王胡子。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好兆头。
相对于会场外的热火朝天，大会堂里的气氛空洞、刻板。陈希同讲得枯燥乏味，我们听得心不在焉，结果是不知所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陈市长讲话的片言只语。
大家的心，都牵挂着大会堂外面的风起云涌。我默默地祈祷这次游行能平安落幕，我希望学运就此画一个句号。因为学生游行阻断了交通，我们的营业大厅空空荡荡，日销售额一落千丈。我们平均每天的营业额不能低于100万元，否则就是亏损。我希望尽快找到止损点，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想尽快和平结束这场抗争，生怕有人搅了大局。
恰好也是4月27日那一天，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他是专程回来趟浑水的。他叫刘晓波，是四通派车把他从机场接回来的。
（5）陈东采访
4月28日，《科技日报》的记者陈东来访，希望我谈谈对学潮的看法。陈东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原来她是科学院团委的干部，后来到社科院新闻所读研，毕业后分配到《科技日报》，是报社年轻人中的大姐大。所以大家就是见面聊天，谈话很随便。下面是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
首先，学生的正当诉求不等于社会动乱。实际上，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满腔热情，充满正义感，对推进改革抱着很大的期望。他们提出的反对腐败，反对“官倒”，这也是广大群众共同的心声；他们担心改革出现停顿，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危险，这也是广大群众共同的忧虑；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更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心愿。确认了这些，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当然，有些学生的态度可能是“举起右手打倒政府，举起左手打倒倒爷（四通）。”我们也要理解这一点。政府与学生之间，应当通过对话而不是对立、对抗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一个社会，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能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能顶着种种压力，历尽艰辛创办中国的民办科技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保持了学生时代的这种对美好憧憬的不懈追求。和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大多数企业家一样，我们是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痛苦的反思之后，才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曾经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缺乏责任心，没有追求，是垮掉的一代。这次看到学生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让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但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企望一次游行、一次对话，在一个晚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大家用一点一滴的积累、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首先，要营造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环境。
社会的稳定需要有一个中坚力量，我们这些企业家应该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学运和骚乱。例如南朝鲜，包括台湾、香港，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有一批稳定的中产阶段，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所以乱不起来，最终还是归于稳定。腐败不是改革带来的。改革带来的是繁荣，而繁荣伴生了腐败，腐败是繁荣的阴影。
这十年是我们国家发展历史上最好的十年。虽然有问题，但只有深入、配套改革，才是出路。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经济上去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廉政才会有基础。
民主是昂贵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过程。
总之，我们的态度是：企业发展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只有坚持继续改革才能有安定团结。解决问题一定要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陈东把这篇谈话整理后，以《推进改革是安定团结之本》的标题发表在《科技日报》上。后来秋后算账，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她被勒令交代还和我进行了哪些密谋。她曾经是团中央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仕途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2011年8月1日，相隔22年以后，我们有缘在海外再次相聚。她和先生一起到我们村里来作客，当年英姿飒爽的大姐大，已经步入中年。而我，当时刚入中年，现在已经是皓发白须。谈起这段往事，大家不胜唏嘘。
这次访谈中表述的观点，在接受陈东采访后的第二天，1989年4月29日，我又向两位来访的客人“老调重弹”了一次。这两位访客，就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