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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都市的“剩女”经济学

“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经济越繁荣,消费水平越高,高消费的压力进一步驱动“剩男”攒钱回乡娶媳妇。

人分男女,道主阴阳,都市圈最典型的经济特征是职业女性阶层的形成,即女性的经济独立。若把农村、城镇和都市圈划分为三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这三种区域经济生态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剩女”率:农村几乎没有“剩女”;中小城镇较低;大都市则为常态。统计数据证明:“剩女”率与城市化率成正比,财富越多的地方“剩女”率越高,消费水平也越高。大到城市,小到企业,“剩女”已成为人们视若无睹的经济指标之一。

“剩女”的统计学概念是“金女(GoldMiss)”,特指高学历、高收入的未婚女性。韩国统计分类把“金女”定义为29岁以上硕士学位以上的未婚女性,据说是因为大首尔都市圈的女性初婚年龄是29.1岁,所以统计局采用29岁为“金女”的起始年龄。和“金女”对应的是32岁以上未婚男性,统计中分为两组:硕士学位以上(A男)和中等学历以下(B男)。2010年在大首尔都市圈中每10个“金女”对应的“A男”约为6个,“B男”约为88个。所以,都市圈中婚姻问题更大的并非“剩女”而是“剩男”,中国的统计也证明是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调。那为什么人们谈论更多的不是“剩男”而是“剩女”呢?

农耕文明就是男权社会,因为“男”是“田+力”,代表土地和劳动是财富之源,所以才有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田园生活的诗情画意是男耕女织,夫唱妇随,而都市文明的起点却是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家务社会化和女性职业化作为同一趋势的两个方面,一极创造消费需求,一极创造就业机会。研究表明,女性的学习能力高于男性,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工农业更依赖男性,以智力劳动为基础的都市产业更需要女性,城市创造就业的功能必然为女性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所以都市文明的男女平等首先是劳动能力的平等,从而形成了职业女性阶层,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中国目前的女性就业率已接近70%。

女性经济独立的后果之一是婚龄延后,过去说的芳龄二九即18岁就要抛绣球选男人,而如今都市女性的婚龄都29岁了。职业女性的收入越高,适配男性的人数越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大,适配婚姻的选择越少。以韩国统计为参照,职业女性的多数“宁为剩女也不养汉”,城市就有了两个群体的流动:“金女”在流动中寻找机会,综合消费力上涨;“剩男”出城娶媳妇,综合消费力下降。所以“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经济越繁荣,消费水平越高,高消费的压力进一步驱动“剩男”攒钱回乡娶媳妇,于是“金女”在都市圈中流动,驱动消费升级;“剩男”流出都市圈,再带“村姑”进城镇,城市化的进程就在这“金女—剩男—村姑”的人口流动中逐步升级,让都市圈与城镇化的趋势双翼齐飞。

经济学研究消费有个理论误区,假设的理性经济人有刚性消费和弹性消费,衣食住行等必需品的刚性消费在居民收入的比例是:收入越低,消费占比越高。由此类推,城市化驱动消费的主要力量是低收入家庭的增加,而在现实生活中,欲望都市的消费升级却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让更多的居民从普通消费者升级为成熟消费者,而成熟消费者的偏好是弹性消费的比例较高。从这个角度看,“金女”作为单亲家庭的综合消费力有三个层次:其一是自主性消费,消费和收入挂钩;其二是关联性消费,消费与社交挂钩;其三是排他性消费,即对低消费男性追求者的排斥。

从“剩男剩女”看人口流动与消费升级,都市圈与城镇化的经济命题活色生香。都市圈的综合消费力因“金女”的流动性而提升,因“剩男”的流动性而升级,二者都在为都市文明的经济繁荣付出代价,也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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