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还是王爷时，妻子察必为他生下两个儿子。长子体弱夭折，次子诞生后信佛的忽必烈找到当时一位名僧海云和尚，为新生儿取名真金。
忽必烈胸怀大志，未登基之前就广招各路英才，他本人也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培养嫡长子真金，忽必烈请儒学名家姚枢、窦默教授《孝经》，请西藏高僧八思巴教授《彰所知论》，还请来一位道士教授道家思想。在佛道儒三家文化的熏陶，名师的指导之下，真金的人格与学识都增长很快。他尤其喜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讲求历代盛衰兴亡之道，对忠孝、仁义、节俭、爱民等儒家道德观深信不疑。
忽必烈在汉族儒家士大夫的帮助下打败竞争者阿里不哥夺得皇位之后，真金受封为燕王，守中书令，后又兼枢密院使。忽必烈这么安排是为了让真金在实践中学习治国之道，而朝政长期以来都是忽必烈本人掌握。
忽必烈登基之后，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再加上忽必烈本人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对宗室臣下的赏赐十分丰厚，所以财政上的拮据成了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忽必烈重用回人阿合马掌权理财。获得北方的汉人鼎力支持而夺得皇位的忽必烈本来定下了以汉法治国的规则。然而贪渎腐败，以敛财为能事的阿合马掌权之后破坏汉法，又广植党羽，与当年拥立忽必烈打江山的汉法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在此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服膺儒家之道，坚决支持汉法的忽必烈嫡长子真金成为汉法派拥护的主要对象。拥立真金为太子，使这位儒家信徒成为皇位继承人也就成了汉法派的当务之急。为此儒臣元老姚枢向忽必烈提出“建储副以重祚”，又提醒这位皇帝“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
然而，与嫡长子继承为传统的汉人不同，蒙古人向来的习惯是幼子守灶，即诸子共分家产，由幼子为父母养老而继承最大的一份。蒙哥与忽必烈这两位大汗都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儿子。他们能够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胜出的最关键因素是其父拖雷作为成吉思汗的幼子，继承了成吉思汗最强大有力的军队。
按照成吉思汗的遗训，新大汗的确立，必须经过宗亲聚议的忽里台大会通过，才能成为合法大汗。在蒙古宗亲的观念中，维护成吉思汗留下的成法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当然很难接受改用被征服的汉族传统来确立大汗的继承人。因此尽管汉法派大臣反复游说，忽必烈由于考虑到蒙古贵族宗亲的反对立场，迟迟没有决定。
要说汉人的舌头可真够厉害的。在这关键时刻，一位用舌头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重量级人物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张雄飞。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此人，可他确实在元朝改变以往的传统，确立按照汉法立储的制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一次忽必烈召见张雄飞入宫，这位皇帝倚在床上问：“当今什么是急务？”
“百姓有点积蓄还懂得托付给子孙后代。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不早立皇储呢？”
这话虽然说得很浅显，可是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让人明白啊。往往简单的才是最有力的。就凭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足以看出张雄飞此人不简单。可是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他又加了一句：
“如果陛下的兄长蒙哥皇帝懂得这个道理，陛下今天还能坐在这个皇位上吗？”
哇，太厉害了！雄辩之士的舌头，比起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如何？高手出招就是不同凡响，一击必杀啊！一听此言，忽必烈马上就从床上坐起来了。那还有什么说的，皇帝决心一下，真金这个太子就当定了。
如果张雄飞义正词严地向忽必烈陈述阿合马敛财帮如何的坏，汉法派如何的好，只有早立真金为太子才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结果会如何？十有八九早就被忽必烈撵走了。忽必烈这么聪明的人会怎么想？“你小子究竟是为我这个皇上考虑还是为你们汉法派自己说话？”从此他说的话皇帝还会重视吗？人都是为自己活的，我为人人才会人人为我。张雄飞在忽必烈面前一句话都没有提自己，没有提他们汉法派，完全是为忽必烈着想的，可是他自己的最大目的却已经达到了。无求而求，这才是求的最高境界吧。
真金被立为太子之时，忽必烈是非常喜欢他的。有一次真金生病，忽必烈亲往东宫探视，并亲自为太子和药。忽必烈还从自己的禁卫军中拨出一万人归太子统领。另外真金还拥有一批自己东宫的官员。从此真金太子党的势力就崛起了。
深受儒家道德观念影响的真金对敛财贪墨的权臣阿合马非常厌恶，甚至到了对这位父皇重用的权臣动手的地步。有一次真金用弓击伤阿合马的脸，忽必烈见到了问起，阿合马不敢说是太子打的，推说是被马踢的。当时真金在场，居然当着父皇的面大声呵斥阿合马道：“你怎么羞于自己说呢？这是我真金打的！”爱子心切的忽必烈对真金的这种无礼之举不加问责。此后真金更是无所忌惮，数次当着父皇的面殴打他的宠臣阿合马。权倾天下的阿合马唯独对这位太子非常畏惧。
之后树怨太多的阿合马为千户王著所杀。真金太子党的势力进一步膨胀。甚至有汉法派官员上疏奏请忽必烈禅位于太子。御史台都事尚文还算清醒，知道这种上奏分明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私下扣留了这道奏章。然而此事为阿合马余党探知，他们深知真金太子是政敌最大的靠山，为了搬倒太子，他们以重新审计财政为名奏请忽必烈下令清查各衙门公文。太子党还是抵制不交出这道要命的奏章，阿合马余党立即上奏忽必烈称这里有猫腻，忽必烈直接下令御史台交出奏章，事情闹大了。最后以宰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鲁为首的太子党只得硬着头皮先发制人，向忽必烈坦白的同时揭发阿合马余党，忽必烈得知后愤怒得浑身发抖，那是对太子党的愤怒。忽必烈虽然没有向太子本人问罪，不过真金太子因此事受到惊吓，不久就病逝了。
我本以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是剩者为王的时代，可是历史看多了就会发现所有的时代都是剩者为王的时代。能够在激烈险恶的斗争中剩下的，那才是真金。
真金太子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能够成为太子是得力于汉法派，最后没能剩下来也是因为汉法派。这位善良淳朴的蒙古太子因为受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太重，在汉法与回法之间的尖锐矛盾中陷得太深，无心中成了汉法派用来对付父皇忽必烈的最有力的工具，沦为险恶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后两败俱伤，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真金从小便由名儒教授《孝经》，然而从他日后的表现看，对于什么是孝道的理解还是不足的，否则他绝不会当着父皇的面殴打他的宠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真金最大的问题我看就是他太过于相信儒家经典中的那一套理论了。对儒家书本理论的深信不疑妨碍了真金去理解自己的父亲，感知父亲对自己的爱，而这才是孝道之精髓。
忽必烈为何要重用阿合马？因为需要有人为他理财，为征服日本和东南亚，建立大中华文化圈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援。对于忽必烈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来所，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征服广大的疆域，建立强大的帝国，推行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和凯撒都是这么做的。这一切都需要在忽必烈本人在世的时候，在蒙古铁骑的战斗力在承平日久中消磨之前完成。所以对忽必烈来说，这段时间是元朝最需要用钱，最需要大量用钱的时候。
可是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朝廷要用钱，无非是取之于民。要用很多很多的钱，当然免不了加重赋税，增发纸币了。可是这种事情能让儒家正人君子来干吗？正人君子们会干吗？当然不会。儒家正人君子历来讲究一身正气，他们才不管你皇帝打仗没钱呢。在他们看来，没钱正好别打仗了。
爱打仗的皇帝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皇帝，儒家历来就是这么看的。如果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头脑里也装进了这种思想，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大元朝了。可是历史上为什么会有大元？为什么叫做大元？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这是《易经》中对第一卦乾卦的赞颂。又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成吉思汗所开创的大元，所留下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男儿阳刚精神正是用来纠正重文轻武，偏离乾道的宋朝积弱之弊的。因此表面上看，回法派与汉法派的矛盾是尚武好战的大汗忽必烈与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汉法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自强不息的大元乾道精神与软弱保守的儒家僵化教条之间的矛盾。在理财一事上，忽必烈得不到儒家汉法派官员的支持，因为这些官员的道德观念与对自身名誉的看重都不允许。可是打仗就要很多钱，理财对皇帝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那当然就只能转而寻求标榜善于理财的回法派阿合马等人的效力了。
儒家的理论当然非常强大，可谓是天下无敌。可是这些“先进理论”用来理财不行，用来打仗更不行，所以理学兴旺发达的宋朝就被落后的蒙古人灭亡了。对此忽必烈心里很清楚，儒家学说是用来驯服民众的最好工具，可是不能指望这种理论生出钱来，更别说打江山了。可是从小就饱受儒家学说教育熏陶，将这些“先进理论”视为天经地义的真金太子对此就很难理解了。
真金用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或者自己对书本理解的那点东西是很难理解忽必烈的志向，理解父皇为何要重用阿合马那种小人佞臣的。他认识不到父皇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最好的基业，让自己轻松地当上治世承平之主，父亲独自背负着任用奸佞敛财，穷兵黩武扩张的骂名，默默前行。同时这也是为自己将来继位后改弦易辙，除奸息兵，赢得天下军民之心做了最好的铺垫。正是因为真金理解不了父亲的想法，认识不到父亲对自己的一片苦心，才造成了父子之间的隔阂，所有的悲剧都是由此产生的。
先哲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
有知识的人必是有美德的；有美德的人也必是有知识的。反之缺乏美德者，不能说有知识；缺乏知识者，也不能说有美德。
剩者为王。能够剩到最后的，一定是有知识者，也就是有美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