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决断“钓鱼”是1957年1月而不是6月，是“诱敌深入”策略在和平环境下针对民主人士的再现。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错误判断使“钓鱼”成为必要；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个人专断和维护集权体制的统一，使“钓鱼”成为可能。“呜放”和“整风”是“钓鱼”的两个“诱饵”。“钓鱼”的成功，是造成以后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的历史根源。
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年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它是毛泽东用“钓鱼”手法一手制造出来的。
为何用“钓鱼”不用“引蛇”
人们通常用“引蛇出洞”来描述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策略，这里为何用“钓鱼”？
首先，毛泽东本人只用过“蚂蚁出洞”，没有用“引蛇出洞”。他部署反右运动写了内部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用的是“钓鱼”：“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用“钓鱼”符合毛泽东的本意。
其次，当时舆论界用的是“钓鱼”。就在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两天即1957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记者刘宾雁陈伯鸿的时评《上海在沉思中》，其中说到上海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的顾虑……”也许毛泽东正是看了这篇时评才用了“钓鱼”这个提法。
最后，除了鲨鱼，鱼总比蛇好，不会伤人。
确定“钓鱼”的时间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钓鱼”计谋，是“右派”发起进攻以后，即1957年5月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他在这年1月就策划好了。1月27日，他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请注意，所谓“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就是“钓鱼”之意吗？
再请注意，章乃器被毛泽东声色俱厉地点名时，身份还是共和国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在毛泽东眼里，章乃器已是入另册了，这就等于在党内公开宣布：对章乃器这类人总有一天，我们是要算总账的。这次省市党委会议书记实际上就是对民主人士“钓鱼”的党内打招呼会。
也许是害怕人们抓住这个证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87年和1993年先后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中，竟然将上述这一段重要的话删去了。欲盖弥彰，现在删去又有何用？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毛泽东对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修改。当时参加听这个报告的人得到的印象是：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以要实行放的方针。修改后的报告则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激烈性。尤其突出的是，增加了判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样就将一个动员民主人士鸣放的报告，变成了指导反击右派的文件。这种修改本身就证明，当初做这个报告就是为了“钓鱼”。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民主人士“钓鱼”？党中央上层都赞同他的做法，为何要将反右推给他一个人？
为什么要“钓鱼”？
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错误判断，促使他谋划了“钓鱼”策略。
第一，他认为出现“匈牙利事件”根源在于阶级斗争没有抓好。
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后，对拉科西推行斯大林专制主义进行的抗议。毛泽东却把它视为反革命捣乱，极力劝说苏联出兵镇压。他反复掂量了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得出两条教训：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二是掌权后产生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阐述了他的结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8、323页）毛泽东也讲了要警惕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为此，“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同上第327页）毛泽东着重讲阶级斗争，其次才讲整顿作风，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第二，他认为民主人士是隐藏的反对派。
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民主人士。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想抛弃民主同盟。这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后因遭到斯大林反对，才没有立即放弃“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但是他对民主人士的担心已经根深蒂固。
1949年8月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时就抨击了民主人士：“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不好的，国民党也不见得好”，“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对美国存在有幻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文）1953年9月毛泽东在政务院会议上当众大骂梁漱溟，撕破了他礼贤下士的伪装，暴露了他对民主人士的真实态度。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民主人士。4月25日他给民主人士定性：“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4页）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镇压反革命该不该杀时又说：“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7页）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说：“如果天下有变，……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同上第333页）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要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就必须打掉民主人士这个心头之患。
第三，民主人士已经是惊弓之鸟。
建国以后接二连三的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等等，多数民主人士都变得襟若寒蝉。费孝通就在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描述了这种思想状况：“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32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刘宾雁陈伯鸿反映上海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此也是了如指掌。他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页）这种情况下，只能用特殊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正如他在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打招呼时说的：“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他们在放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同上第337--338页）将民主人士当作敌人来对待，不使用“钓鱼”手法，是很难让他们就范的。
这些引述说明，毛泽东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上的讲话》和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对民主人士“钓鱼”的有力证据。
“钓鱼”是毛泽东所为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他对民主人士“钓鱼”有十足的把握。
延安整风，使毛泽东的威望超过党内其他所有领导人。这时，党内出现将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的倾向。1943年3月，中共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随后，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中共七大发表讲话，都把毛泽东看成导师、舵手、旗帜。
1945－1950年毛泽东还比较尊重集体。从1951年开始，政权稳定下来以后，他的个人专断就开始抬头：1951年，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就一锤定音，行使他的“最后决定权”。从此，批武训传，镇压胡风所谓反革命集团，都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毛泽东对于反对他的人不论是谁，他都毫不留情，哪怕是周恩来刘少奇。
1956年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以后，中共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产生了急躁情绪，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异常紧张。这年5月中央开会决定，经济发展要实行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当然，这条方针是正确的。会后，刘少奇要中宣部写了《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毛泽东看清样时，很不满意，因为是中央的决定，他不便马上否决，只在上面批了“我不看了”几个字。后来他解释说：“反对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没过多久，1957年1月18日、27日他就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公开指责反“冒进”，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1页）迫于毛泽东的威望，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默认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专断，使他的个人意志成了全党全国的意志。有时，毛泽东也召开政治局会议，那只是推行他个人决策的幌子。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决策之前，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最后决断要集中到一个人。建国以后多次个人决断畅行无阻，使他对民主人士“钓鱼”信心十足。
有人说，“反右”是中共上层领导人都赞同的，以此否认是毛泽东一人所为。那么请大家想一想，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又有哪一次没有得到领导层的赞同？
“钓鱼”的经过
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战略家，长期的军事斗争，使他对“钓鱼”即“诱敌深入”的策略运用娴熟。他常常是分两步来实施这个策略的：第一步实行“战略退却”，第二步实行“战略反攻”。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也是按这两步走的：1月至6月初是战略退却阶段；6月8日至1958年上半年是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阶段，毛泽东使用“鼓励鸣放”和“开门整风”两个“诱饵”，将中国一大批民主人士骗得如醉如痴，晕头转向。
首先，作两个报告鼓励“鸣放”。毛泽东认为，要把“匈牙利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关键是要把民主人士“引出洞来”，让他们暴露，做出错误的言行。为了让民主人士开口，毛泽东一连作了两个报告：
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接着，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
如前所说，这两个报告发表时都作了大量修改，与当初的内容出入很大。即便是作了修改，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两个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没有提到他在省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后发制人”。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内外有别。这样一来，“钓鱼”的真正目的便被掩盖起来了。
他不仅在北京讲，还不辞劳苦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一路讲去。
不出所料，两个讲话当时受到党外人士的热烈欢迎，民主人士在“三反”、“五反”中筑起的思想防线被突破了，他们敞开心扉，提建议、发议论，形成了“放”的热潮：
3月18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说：“消除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隔膜”要靠领导干部的“主观努力”；
3月20日，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在政协会议上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民主同盟负责人费孝通先生写成后放了很久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明知识分子既欢迎周恩来前一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又对前几年思想改造工作有不满情绪；
4月15日，被毛泽东在内部点过名的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居然讲不要神化毛泽东，他说“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当时毛泽东全都视为“右派言论”。
5月4日，他写的党内指示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批评，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
5月15日，他在供党内传阅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得更直白：“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里，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页）
显然，毛泽东认定，右派进攻开始于1957年3月，而不是6月。这正是他“钓鱼”的功劳。这时，他认为反击的时机还不成熟，“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充分暴露。于是，他决定采用“开门整风”，进一步“钓鱼”。
其次，以开门整风为诱饵，引诱更多的“鱼”上钩。毛泽东原先宣布的整风运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1957年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另一个是1957年先学文件进行整风试点，1958年全面展开。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明确规定，从发通知到整风，中间都必须隔几个月，以便让那些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的党员干部自己放下包袱，搭“楼梯”下楼。不这样做，就是“不教而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8页）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按照宣布的方案进行，而是于4月27日突然发出整风通告，并且急忙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什么要取消整风准备阶段？整风条件真的完全成熟了吗？真的是要搞“不教而诛”？
事实上，按照原定方案，整风条件并不成熟。毛泽东连续作了前述两个报告以后，党内与党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党内中下层许多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示不理解。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二•二七”讲话只作了简要报道，连一篇社论也没有发；对“三•一二”讲话甚至连报道都没有作，以至触怒了毛泽东，他斥责说“死人办报”。
•北京市委当时向中央汇报：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怀疑和顾虑；有的认为虽然放手发扬民主能够克服官僚主义，但是会产生无政府主义。
•湖南省委在汇报中说：一些党员干部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认为人民群众“闹事”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
正因为各地对毛泽东“钓鱼”的真正意图不理解，一些地方组织对讲话采取消极抵触态度。这个时候，原来意义上的整风，条件显然不成熟。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提前整风？唯一答案是：现在提出的“整风”是对民主人士钓鱼的“诱饵”。既然如此，“不教而诛”的顾虑不存在了，整风的准备阶段自然也就不必要了，整风通知也就不必逐级下达而是直接公开发表，至于党内有人思想不通也无关大局了。
再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以“诚意”彻底解除民主人士的思想防线。毛泽东虽然在整风通知中明确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运动，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实际上，他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引诱民主人士唱对台戏上。整风指示公开发表的前一天，即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一次特殊的最高国务会议，特别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人士参加。虽然他在背后讲，最近两个月右派表现得很猖狂，当着民主人士的面，说的却是，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还号召他们：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随后，毛泽东又在5月4日的党内指示中强调一定要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而且对不正确的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要回答。随后召开的各种类型座谈会都只邀请民主人士到会发议论，却从来没有要工农兵发言。个别民主人士因忙于工作没有到会，主持人还特地打电话要求他们一定要到会发言。
这时，对民主人士“钓鱼”由暗转明，在党内公开了。
最后，毛泽东利用报纸在更大范围“钓鱼”。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就提出民主人士的言论要在报上发表。5月4日、14日、16日，他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强调“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问题。”（转自《反右派始末》）毛泽东的“诚意”，报纸的不断升温，战略退却目的达到了，“鱼”接二连三地“上钩”。这时，毛泽东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钓鱼”的严重后果
反击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到1958年，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使住他们丧失工作，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毛泽东对“钓鱼”成功从不讳言。后来他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还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当有人指责他“钓鱼”是阴谋时，他却反说：这是“阳谋”。
毛泽东“钓鱼”，开了镇压民主人士之先河。从此，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成了禁区，他自己成了绝对权威。由此接踵而来，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直到将中国推进灾难的深渊。
综上所述，“右派”进攻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是他把民主人士当作敌人对待的结果，根本不是“右派进攻了，毛泽东才‘钓鱼’”，1957年反右必须彻底否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尊重与保护不同政见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年的“右派言论”大都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我们必须全盘否定反“右派”运动，维护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以现代政治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3、王实味等：《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出版社1995年版；
5、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96年一稿，2003年修改，2007年再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