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之后，日本更多地被视为是“负面典型”。在金融危机爆发，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之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都不忘拿日本为例，呼吁欧美需警惕陷入以高债务、低成长、低利率与定量宽松为特征的“日本病“。
而在Knight-Ridder社原东京支局长Michael看来，“日本正变得日益保守，其重要性正不断丧失。就业率和年轻人失业率等指标均显示，日本经济自1990年后便走向恶化、衰退。“
若回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所向披靡，曾不可一世到让美国也不免生畏，中国当时的执政者也满怀政治勇气地提出“以日为师”，1989年的中国GDP总规模也只是勉强趋近日本九州，但时过境迁，如今的日本正如石原慎太郎所言“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但在日数年却深感所谓“失去的十年”抑或“失去的二十年”等说法有虚有实。若“失去”是指日本经济衰退恐怕并不恰当，准确地说日本经济是“不死不活”或“裹足不前”从1991至2009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约0.8%，整体上处于无增长状态；若“失去”是指日本精神迷失，那么我会点头，而这恐怕才是日本“失去”的真意。
日本经济“失去”了吗
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模式”也正在被重新提起、且正在经受新一轮的再审视，因为欧美模式的示范意义已大打折扣。
比如，克鲁格曼即提出，“所谓‘日本正衰退’的观点言过其实。日本经济增长迟缓的最大原因是人口减少，与美国相比，从1990年至2000年，日本平均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性有下滑，但2000年后开始逐步提升。相比之下，美国目前的处境更糟糕，远甚于日本的体验。”
《纽约时报》去年也刊文分析称，长期将日本视为“反面教师”、宣称日本深陷“失去的十年”等论调都是错误解读，所谓的“日本失败”、“日本病”只不过是“myth”(虚构)。
文中举例道，从1989年到2009年，日本人平均寿命增加了4.2岁；全世界网速最快的50个城市中，日本占了38个；4.2%的失业率不及美国的一半；从1989年至今，500英尺以上的摩天大楼，东京建了81座，纽约为64座，芝加哥为48座，洛杉矶只有7座；与1989年相比，日本贸易顺差增长了3倍，对华出口增长了14倍……
若截取泡沫经济破灭前的1986年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会发现这两个时间点上，日本的土地价格差不多，股市则略有提高，居民工资收入也有缓慢上升，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多年间日本只是显得有些“裹足不前”，但并没有失去什么。
从最基本的失业率数据来看，日本的失业率最高年份是在2002年，为5.4%，现在是4.1%。按照凯恩斯经济学的说法，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就是充分就业，近20年来，日本在绝大多数年份失业率在5%以下，而同期的欧洲则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失业率。
从个人金融资产来看，在所谓“失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处于上升，截至今年3月已高达1547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债务截至今年8月则增至1008万亿日元，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虽债台高筑，仍存在约500万亿日元的国内发债空间。
而从科研创新方面来看，在日本战后16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中，有11位是2000年以后获奖，这意味着在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期间日本的科研创新能力并没有“失去”。此外，日本2007年实施的“全国学力测试”的结果也显示，当前的日本教育质量要好于高增长期。
日本失去了什么
但即使如此，与20年前相比，当下的日本显然已大为不同。经济低迷导致的相对实力下降，以及不容乐观的未来形势，已让日本人失去了自信和活力，整个社会变得沉闷、闭塞，向上的精神已荡然无存，整个国家也处在无方向中。
社会学家三浦展2005年新著《下流社会》上市不到两个月即售出40万册，他尖锐地指出，眼下日本正出现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即“对全盘人生热情的低下”。
对未来预期悲观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安定雇佣的丧失，被视为“日本经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体系正走向终结，而这正是日本中产社会形成的根基。这一巨变毫无疑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深刻影响将从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在过去，日本社会的主流认知是成为终身制的“正社员”意味着成功，也昭示着自己中产身份的开始，跻身大公司的“正社员”意味着受雇佣后的长期稳定，以及退休后强有力的养老保障。
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要一就职，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不断增长，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退休后稳定的生活；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自不在话下，社员住宅和社员旅行等优厚福利也是应有之义。同时，工会也会在不伤害劳资关系的前提下，一年数次展开集体交涉。作为员工，即使再平庸，只要肯付出，就能得到一切制度性保障。
有人曾总结道，“在这个国家，只要你就职于一家过得去的公司，干上10年、20年，所得到的回报足够娶妻生子、买车买房，维持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识。”
但在过去20多年，日本的劳动市场发生了巨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就业迎来“超级冰河期”，终身雇佣体制正越来越难以维系。“正社员”薪水或福利在不断压低，“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则在大幅提升，目前已高达36%。
笔者的一位刚从日本某大公司离职的朋友曾哀叹，“2002年硕士毕业进公司后，月薪按年均1万日元左右的速度增长，到了2008年时，月薪已比刚入公司时涨了6、7万，但遇到金融危机后，每月的工资和福利一下子就被砍掉了近5万日元，有种一棍子被打回解放前的感觉”。
然而，比这位朋友更惨的则是那些找不到工作或沦为非正式雇佣的人。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今年2月，日本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超过215.5万、家庭数超过157万户，数量之多均创下历史纪录。《东京新闻》分析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有工作能力的家庭也开始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这意味着，有工作能力却找不到工作，或即使找到了工作却不足以维持生计的状况在恶化。
然而，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共同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后，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因为政府背负巨额债务而走向失灵，日本社会对社保的信任度在大幅下降，年金、社保费用的未缴纳率在不断攀升。
弗里德曼曾言，“一个社会若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那它什么也得不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被戈尔巴乔夫誉为是“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日本，俨然已习惯了“平等”前提下的一体感，丧失“平等”、并走向“下流社会”必然会破坏日本社会作为共同体赖以存在的根基。
可以说，被誉为“一亿总中流”的日本中产社会正在经历崩溃、分化与重构，这一过程远未完成，而身处这一深刻变革过程中的人们，恰如无根的浮萍，迷茫若失。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日本为“失去的二十年”恐怕方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