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要把心交给人。”这就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基础上，1958年开展的“向党交心运动”的由来。要交心的对象和反右运动的对象重叠。
所谓“交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党交出自己的“黑心”，就是主动自觉地交出深藏于心的反动思想。本文重点介绍工商界交心的情况。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要交出你对“改造”的内心不满。交出工厂商店只是第一步，光敲锣打鼓喊喊口号双手捧送决心书还不行，你还得口服心服，无怨无悔。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啊，你们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转世灵童，请酒足饭饱之后，泡一杯清茶，安坐在电脑前，不妨读读你们的这一页“家史”！
1956年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全中国完成了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当时最为中共称道的是，没有采用苏联的没收政策，而是使用“赎买”的政策，因为整个改造是“和平”完成的。所谓“和平赎买”就是实行定息制度。作为定息，就是我国在资本主义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的一种形式。1956年国务院规定，根据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所确定的私股股额，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亏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新老合营，每年付给资本家以固定息率（一般为年息5％），其私股总额约为23亿元。定息仍为资本家剥削收入，但与企业盈亏不再发生联系。定息从1956年实行，当时定为7年，后又延长3年，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因此，所谓“赎买”就是用了相当于资产一半的代价，就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在这个“和平赎买”的过程中，要将所有制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此，我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周恩来对于这个改造做了很精辟的表述。他说：“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也是改造资本家个人的过程。阶级消灭，个人改造，最后都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但是，这项改造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见，即使资产阶级消灭了，思想斗争也还是长期的。”
资产阶级交出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最大的如荣毅仁家族的工厂，最小的如遍布大街小巷的杂货铺油条烧饼铺，这些大小资本家们从此“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吗？其实说愉快也愉快。据我所知，那些拿了5%定息的大资本家，从此卸下了经营管理的责任，手上拿了一大把钱。这些钱也是属于“剥削收入”，不干不净，又不能拿去再投资，存到银行也是废物，总不能压箱底吧？于是，他们每天三朋四友，遍吃酒楼饭庄，轻轻松松，惬惬意意，快快活活，过着神仙也羡慕的生活！这是那几年上海南京路、四马路一带的景观。这当然是指大资本家而言，小资本家——拥有2000元就要划为资本家，每年领到100元定息，哪里敢大吃大喝啊！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国旗上可以象征性地和另外三颗星一样大小，平起平坐，但实际上他们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剥削阶级。他们有永远洗刷不掉的剥削阶级的原罪。远在1951年，那还是解放不久，被称为纺织“巨子”的江苏常州的资本家、大成纺织厂的经理刘国钧先生，据他自述，“有一次，我在厂里的饭厅里吃饭，一个20岁左右的新工人，跑过来高声地问我说：
‘刘国钧！你吃谁的饭？’
我说：‘我吃的是工人的饭。’
他说：‘你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把理由说出来。’”（见《刘国钧文集》）
于是这位65岁的老板，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这位可以做他的孙子的青年工人的问题，直到他“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就定心吃饭”。大家想一想，那时，中国工人，确实是有着最好的自我感觉，解放了，翻身了，站起来了，做主人了，真是有尊严，扬眉吐气，站得直挺挺地，可以不论时间地点，哪怕老板正在吃饭，也可以向老板呼名道姓，居高临下地发问，质问，拷问“你吃谁的饭？”老板则要放下碗筷，低三下四诚惶诚恐地回答本企业工人的质问，要承认自己不是吃自己的饭，是吃工人的饭，是工人养活了自己。那真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这位真心虚心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资本家，纺织界的大亨，后来也算得到好报，做了江苏省副省长。
不过，要是打了右派就完了。我家的一位邻居，父母叫他“孙先生”，是南京路上的一个老板，打了右派，发配安徽劳改，春节可以回家小聚。回到家中，低眉敛首，屛声屏气，一脸晦气，寸步不出家门，从来不和谁打个招呼。
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从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起，就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反共的右派，因此他执政后处心积虑、假以时日要发动的反右运动，目的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这个任务，到1957年年底大致上是完成了，可是对于余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没有打右派的人，毛泽东仍然心存疑虑，不相信他们真心臣服。特别是其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被阳谋“引出”的漏网右派，因此怎么能够借反右的余威，使全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成为驯民顺民臣民，服服贴贴呢？于是，毛泽东又有了锦囊妙计。
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回忆这些历史，不觉哑然失笑。不知到底是毛泽东的骗术高明，还是中国的芸芸众生太傻，刚刚被阳谋所骗，打了几十万右派的中国人，一听“把心交给党，革自己的命”，一听“向党交心万岁”，马上就像灯蛾扑火似地赴汤蹈火“向党交心”，交出深藏不露的“黑心”……
中国的老百姓这几十年就是走过了一条从“轻信——受骗——再轻信——再受骗——”的路，现在终于清醒了一点，聪明了一点。
当时新华社办了一个《内部参考》刊物，专门发表一些不宜给老百姓看的文章，比如记载“交心”内容的稿件。检索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向党交心运动》，就看到合肥、西安、天津三城市工商业者“交心”交出的反动言论。
中国的资产阶级，解放后经历了“五反”运动，打了一闷棍，又经历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敲锣打鼓奉送了出去，能叫他们打心眼里高兴吗？毛泽东看得明白，这些资本家，苦水多啦！要叫他们爽爽快快地吐出来，“向党交心”！
先各举一例：
合肥：“共产党办法真多，要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
西安：“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国民党硬刀子戳人还死个痛快，共产党用软刀子杀人，使人活不了，死不去”。
天津：“共产党是隐恶扬善，明面说的好，暗地不让你活；是豆腐嘴，刀子心，心中有数；对我们表示是朋友，又当贼看，结果使你甘拜下风，还叫你心里有苦说不出；真的荞麦皮榨油，无孔不入；搞来搞去，真要资本家的命”。
谁说这些话不反动呢？真是反动透顶，但也真实透顶，确实是心里的话。这些精明的资本家啊，你们或许是做买卖的行家里手，但却是政治上的蠢货，笨蛋，低能儿，你们可想到，毛泽东不但要把你们的家业“共产”，还要把你们的精神和肉体全部“共产”。从此，中国的工商业者都成了连“心”也交出去了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附录一】：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纪和德、高文斌编，1958.06.27）
新华社合肥27日讯合肥市工商界七十九个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许多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现将其中十五人暴露出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仇恨共产党，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省工商联副主委孙友樵在交心时说，他不愿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照相时躲在人家后面，是怕蒋介石回来被抓到把柄。合肥市民建会秘书檀鹤皋说，他曾打听过他熟悉的特务在台湾的情况，并准备路费，企图逃往台湾。合肥市被服装厂门市部主任葛景伯不让子女学政治，他说：国民党下场是这样，将来共产党下场也会是这样。有些言论十分反动。如檀鹤皋骂共产党是“土包子”、“马虎队”、“比土匪还坏一百倍”。合肥市合营日用化工厂副厂长陆耀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苛政猛如虎”“共产党的报纸是虚报数字、与希特勒的宣传部一样。”
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政策。
有些资本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如资本家徐霞云说：“过去豆饼是给猪吃的，现在豆饼做豆腐给人吃，这就证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资本家梁伯泉说：“工资加一点，生活用品长一点，折子米，小折子稻，解放后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民主不自由，他说：“国民党时代言论自由，共产党员准群众有讲好话的自由”。陆耀先污蔑提名选举是“乱点鸳鸯”，说宪法是“杜撰一套，强奸民意”。欧阳宗连还把党的税收政策和国民党苛捐杂税相提并论，说“国民党是苛捐杂税，共产党是敲骨吸髓”；“税收评议员太狠心，共产党杀人，评议员端盆”。他还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定量太低了，都是那些无知无识的积极分子争功夺宠的结果。”孙友樵污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说：“共产党办法真多，要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壳”。檀鹤皋说：“共产党拿民主派来配配数，做给资本主义国家看的，证明不是一党专政，其实谁敢监督共产党呀！”有些资本家对五反、肃反不满。如孙友樵说：“我既无刀又无枪，怎么说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真是太冤枉了”。陆耀先说：“共产党既要钱，又要命，五反运动被搞死不少人”。刘壁城说：“镇反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共产党杀人立威”。有些资本家对反右派斗争表示不满，并为右派鸣不平。欧阳宗连说：“大鸣大放是用圈套套人的，把人套上以后就来整。”又说：“共产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是闻者不戒，反过来斗人家。”刘壁城说：“毛主席说过要保留一个反对派，反右开始后，不仅不能保留反对派，连反面意见也不能保留”。
三、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的一些反动观点。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徐霞云认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因为武力还不如人家，只好采用政治宣传，空喊口号的办法”。波匈事件发生时，欧阳宗连说：“匈牙利解放这么多年，还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匈牙利政府无能，也说明共产党的团结是不可靠的。”檀鹤皋说：”波兰事件是波兰政府一味倒向苏联的结果“。王世惠说：”铁托要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叛变呢？为什么要弃明投暗呢？”欧阳宗连说：“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是骗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最富强的国家，怎么会发生经济危机呢！”“苏联卫星上天是真的，但说美国卫星是最可耻的失败，这是压低人家的成绩”。葛景伯认为苏共内部争权夺利，互不团结。他说：“马林科夫上台，枪毙了贝利亚，赫鲁晓夫上台，撤了马林科夫，人人上台都要先立威风。”“斯大林在世，称他为革命导师，去世后，又去批判他，共产党用人则贵，不用则贱。”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
【附录二】：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张国宁，1958.06.17）
新华社西安17日讯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极端反动的思想。仅西安市级资产阶级骨干分子九十多人就交出三万多条，百货、五金等十二个行业两千四百多私方人员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已交出五十九万四千多条。从已交出的情况看，除一部分(大多是股份较少的小户和小业主)是对党的个别政策个别组织不满，对于某些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据市委统战部估计约2％左右，大多是股份较多的大户、中户和极少数小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右派分子。)是对党和毛主席肆意进行污蔑、漫骂和诽谤，严重不满党的各项政策，特别不满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现将这部分人的反动言论综合如下：
一、对党进行污蔑、漫骂。百货业私方杨清泉交代说：“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旧企业工人不要脸，吃我的饭，砸我的锅，住我的房，戳我的窝。”王连印说，我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国名党硬刀子戳人还死个痛快，共产党用软刀子杀人，使人活不了，死不去”。这个资本家还编了一首他认为很得意的反动歌谣：“老蒋作事太莽撞，丢失大陆走一场，我把苦头已吃尽，早就盼你回故乡。”有的资本家幻想美帝国主义给北京扔上一个原子弹。有的资本家穷凶恶极的咒骂我党，如说“共产党和奴隶主一样”，骂我党是“梁山贼寇下凡”，说“新社会拆庙平坟，共产党弄得鬼神不安”。甚至叫嚣说，“五星红旗是鬼旗、贼旗，没有青天白日旗好”。有人咒骂“人民民主政权是共产党的黑权，党是工人阶级的亲妈，资产阶级的后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现在的处境就似(小姑贤)剧中的小媳妇的处境一样”。
二、污蔑三大改造、五大运动。资本家魏仲山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这是程咬金坐天下，贼性未倒。”有人把“和平改造”叫做“杀人不见血”。有的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中，共产党既不公布民法，也不公布刑法，常常杀鸡给猴子看。”“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前国名党杀人一个布告上只有一两个人，共产党杀人成批，一批就是几十个。而这些被杀的人中有不少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三、许多资本家对中苏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有些人对于“一边倒”政策极端不满，认为中国既然独立自主了，就应当采取多边外交政策。资本家王萼楼说，“苏联既然是援助中国，为什么贷款还要利息，还在大连驻过军，派专家来干涉中国内政。”有一个资本家说，他一看见人民大厦(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招待贵宾住所)的苏联专家，心头就感到厌恶，觉得“有伤民族自尊心”。有的资本家认为把伏罗希洛夫称做“伏老”是“拍马屁。”毛主席、金日成访苏是“献媚”、周总理访问欧亚各国是“受苏联的暗示”。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各国，“是收买弱小国家的心”。还有的资本家认为“苏联有侵略别国的野心。”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附录三】：天津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言论
（黄军，1958.04.10）
新华社天津10日讯天津市三万多名工商业者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五百六十多万条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其中一千四百多名工商界骨干分子平均每人交出四百多条；一般工商业者平均每人交出一百五十条左右。他们交出的问题牵涉范围很广，远自解放以前，近至反右派斗争；大至国内外大事，小至个人生活，无所不包。从交出的问题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合营以后，还基本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他们交待出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仇恨和诬蔑共产党：有人揭发自己说：“国民党飞机窜扰南方海岸线时，我心中就动，总盼着蒋介石回来”；“合营时还不断想着几时能变天”。有的人曾说过：“共产党早不来晚不来，等我混了一辈子，赚了钱，当了经理，他来了。来了以后就是合营，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一生的幸福也算完了”。也有的说过：“共产党是隐恶扬善，明面说的好，暗地不让你活；是豆腐嘴，刀子心，心中有数；对我们表示是朋友，又当贼看，结果使你甘拜下风，还叫你心里有苦说不出；真的荞麦皮榨油，无孔不入；搞来搞去，真要资本家的命”。还有这样反动思想：“共产党认为有钱的人就有罪，叫人去作恶，自己装好人；挑起儿子检举父亲，真是大义灭亲，不是玩艺”。“大凡人要是钱多了，就不想劳动，所以共产党先从钱上下手，把钱搞干净了，人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参加劳动了；动员等于强迫，号召就是命令，谁不响应，就得受批评”。还有人曾经这样想：“共产党培养积极分子，宣传为人民服务，我看是白使傻小子，困难事叫你办，办完回家吃自己的饭；共产党拿人民掩盖了自己的独裁。”
二、对工人阶级领导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和反动观点。有的说：“工人文化低，又无科学知识，不能作领导工作，他们只知道共产。”“说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最有觉悟，为什么他们还有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为什么有的工人调整工资闹情绪？我看是政府给他们擦粉，是共产党捧他们。”“在合营企业里关键工作都是私方人员在作，只有资本家才行，工人干的我们全会，我们干的工人不一定会，有的资本家还是工人的老师，叫我们向工人学习什么？没见过耍猴的向猴学玩艺。”也有的说：“工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利益的引诱下才反对资本家的，救全人类的思想是瞎扯蛋。”有的说：“我们黑里白里干，才搞起了如今的企业，养活了几个工人，我不干，他们就没吃的；现在倒说成他养活我了，真是颠倒是非”。
三、对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有人曾经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共产党独裁，反正共产党大权在握，民主党派是敢怒不敢言”。“既然中国是由于统一战线才取得了革命胜利，就应该轮流执政；而现在的政权中，党外人士是瞎凑数，凡是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我们只是举手通过，做一个传声筒而已”。有的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一手包办，民主是形式，集中才是真的；选举是内定的，和国民党无区别，都无民主，美国选举是花钱运动，也比指定的民主好”。还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有苦放在肚子里，一说就出乱子；街道上、工作岗位上，到处是积极分子，这些人都是找落后的献功；有的妇女对男子，妻子对丈夫，孩子对爸爸都有民主，都有斗争，这是什么民主，真是亘古未闻”。
四、对历次运动的认识：有人认为：五反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掠夺，是非刑逼供、屈打成招”；是共产党公开向资本家要钱”；“五反使职工成了座上客，资本家成了阶下囚，共产党坐享渔翁之利”；“把五反中被逼自杀的人说成畏罪，这真是活着不饶人，死了不饶尸，共产党真狠”。有人曾认为镇反是“胜者为侯、败者贼”；“共产党说谁是反革命，那就跑不掉”；“镇反是恐怖政策，给人一个压力，怕人民反抗”；“镇反比日本人还厉害，真像黄巢造反一样”。有人对土改认为“秦始皇五股分尸一样”，说“叫资本家参加土改，是政府敲山镇虎，对我们是下马威”。有的人对抗美援朝的认识是“以卵击石，引狼入室，自找苦吃”。有人说“当时我捐了七千五百多元，后来想着这是共产党拿人送命，我也成了帮凶”；“报上说人民捐款是自愿的，我看是强迫的”；“我们出人出钱，苏联渔利”。也有的说：“美国仁川登陆，我心里非常高兴，认为共产党要完了，国民党来了，我又自由了”。
五、除了左派分子外，几乎所有交代问题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交待出对右派分子言论的同情，甚至拍手称赞。另外有的对“仇苏亲美”“变天思想”等也交待不少。
在交待问题过程中，中间分子出现了急剧的分化。初步估计，有60％以上的人敞开思想较好，态度真实，不同程度的向左转变。其中中右分子交的问题较多，问题性质也较严重，因而他们内心斗争很激烈，不少人经过斗争已有所转变，表示悔悟。中右派分子吴孟昌一直坚持合营后工商界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现在承认自己不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他一面写交心书，一面说：“自己够右派了”。并且说：“不管右派不右派，一定交完，决心改造”。但是也有少数中右分子态度猖狂。河西区中右分子倪继勋，在反右派斗争初期，曾在小范围内被斗过，这次交心时说：“我现在可以说话了，过去整风办公室给我带上铁练子，要我背上了包袱，须知我也不是好惹的”。中右分子刘庆和说：“右派分子太倒霉了，说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说这么多条也没问题，过去的极右分子才多少条。”也有的人借机继续放毒。
有的中中分子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中谨慎不言，现在也交出不少问题。有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饭，冲破重重顾虑，才大大敞开。多数人交待问题后，情绪愉快，认为是“不破不立，送旧迎新”。
目前，全市工商界，在交心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4月10日。
以上三个市是工商界交心的典型，可以代表全国的一般情况。交完了心，当然不会就此完事大吉。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这就是下半年开展的“整风补课”运动，把每一个人，按照思想划分为左派、中左、中中、中右、右派（包括极右派）五类分子，一个萝卜一个窝，各就各位，把那些漏网的右派一个一个地兜进“吾壳”，其中当然包括自己主动交心自投罗网的。
今天的人实在难以理解那种剜心挖肺似的“交心”，怎么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请看赫赫有名的大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一则日记。顾颉刚在1958年4月16日的日记上说：“今日（交心）予向同人挑战，不但比数量，而且比深比透，成一积极分子矣。归后为静秋言之，渠喜而不寐。”顾先生为交心“成一积极分子”，夫人则“喜而不寐”，夫妻窃窃自喜，是调侃，还是庆幸？我们不得而知。
“交心运动”这是一场饕餮灵魂的大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