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读法学院时，民法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布置了一道案例讨论题。
很多年前，村民陈某被安排为人民公社日夜看守仓库。一天深夜，陈某正在仓库里熟睡，突然被铁器撬门的声音惊醒。他惊恐地藏进草堆里张望，看到邻村的几个大汉手持凶器，在一个远近闻名的恶棍孙某的带领下，进入仓库偷窃财物。陈某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眼看着这些人将仓库里的财物搬走，等天亮后，才跑去报案。
在这个案例中，对于集体财产的损失，大多数人主张陈某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也有人认为，面对手持凶器的暴徒，陈某的恐惧和懦弱出自本能，充其量也只是个人性格以及道德问题，在法律上不能要求他以付出自己性命为代价来履行合同义务。
后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发现这道题目来自前苏联的民法教科书。不同的是，人民公社在俄文教科书里叫集体农庄，那个邻村的恶棍名叫彼得洛夫，看守仓库的老实巴交的村民名叫伊万诺夫。
从这个案例，我联想到更深层的内容。比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如何在崇拜英雄的同时，客观地看待和承认人性的软弱。
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我发现，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恐惧和胆怯的天然权利。对于那些产生害怕和恐惧的人，不仅不能歧视，反而应该理解和同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架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尔维亚族游击队击落。美国飞行员跳伞后隐藏在草丛里，面临着塞族游击队的搜捕。飞行员随身携带的一个简易信号发射器发挥了作用，美国人从航空母舰上派出直升飞机，追踪到了这个微弱信号，最后，竟然神奇地从塞族游击队的包围圈里，将他救了出去。
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后，回到美国的飞行员成了这个国家众所周知的名人。除被邀请到白宫和克林顿总统共进午餐之外，还被邀请到收视率极高的拉里•金的访谈节目里接受采访。
当时，我正在一所美国大学里读书。在我从小经历的教育里，一个优秀的士兵应该告诉人们的，是自己如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何不成功便成仁，如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是，这位美国士兵在访谈节目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毫不隐讳地讲述着事情发生时自己无法抑制的恐惧和害怕。他谈到自己当时藏在草丛里，看到塞族游击队员的大皮靴多次从自己身边经过，他简直害怕极了，心想这下自己没命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母亲，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姑娘了，再也见不到家里那只可爱的狗了，再也吃不到麦当劳和肯德基了。
看电视的美国人，大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士兵所表达的，只是人类本身真实、脆弱和柔软的一个侧面。在某种意义上，既崇拜英雄又承认人性的软弱，构成了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基础。
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是这种思维方式最基本的出发点。多数美国人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已经尽了努力，但不幸陷入绝境，如果继续抵抗，只能是徒劳无益的无谓牺牲时，投降不仅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当战俘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他们从来不会受到歧视，也不必接受审查。相反，他们可以看到大街的树枝上到处系着充满温情的黄丝带，他们可以享受像胜利回师的英雄一样的待遇。这些现象，其实都是源于人们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有人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西方文化推崇强者，中国文化同情弱者。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恰恰在对待强者和弱者方面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包括武侠传奇在内的各种作品，均极力推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士可杀不可辱”等豪杰精神，给英雄和强者套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枷锁；另一方面，对弱势者，我们却贬之为“没骨气者”、“懦夫”、“窝囊废”。由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对历次战争中的战俘们，长期采取了掩饰、隐匿和不信任、歧视的态度。
看来，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神话，而是回归基本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