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兰
在说“西南王”的事情之前，先说一下兴县蔡家崖，这个地方在中共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曾是八路军司令部、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的驻地，而这个地方是由兴县的开明绅士牛友兰无偿赠送的。牛友兰老人一辈子造福乡里、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抗日，是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过、赞扬过的红色士绅，而这位红色士绅却在一位中共高官领导的土改中成为斗争的对象，竟然受到了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的折磨、侮辱和摧残，最后被逼绝食而死。我们不禁要问了，哪位中共高官有胆量居然敢斗死毛主席赞扬过的红色士绅？这位高官就是当时任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解放后被四川人民称为“西南王”的李井泉。
一
提起李井泉，那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共高官，革命历史非常显赫，参加过南昌起义部队，曾任红三十五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日寇投降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1952年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兼省政府主席，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文革后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常委。他1989年死后，官方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然而，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斗起人来，那可真正称得上残酷无情。从把牛友兰逼死的“斗牛大会”，就可看出此人斗争手段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件事情发生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慨。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愤怒地谴责：“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可惜贺龙只是一个司令员，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他的权力是比不上政委的，这种谴责可能李井泉根本不在乎。
毛泽东听说“斗牛大会”的事情后，据说也怒不可遏，严厉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批评归批评，李井泉照样毫发无损。
按理说，分局书记李井泉犯了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后应该慎重使用，不能让他再为祸一方，孰料事实却恰恰相反。建国后，李井泉仕途发达，一路高升。
二
李井泉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又升任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８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1959年春纠左，他硬是顶着不纠；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其他省公共食堂早都散了，四川却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还迟迟没动静；反瞒产私分，四川搞得也最厉害，农民谁也别想多吃一口；当时四川已经大量饿死人了，可是，李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顾川民的死活，在1960年宣布废除四川地方粮票，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结果，四川省饿死800多万人，占了当时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在庐山会议及会后的反“彭德怀”运动中又立新功。他把许多关心民生的党员干部打成“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三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当李井泉正在仕途上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持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
当李井泉被红卫兵迫害的家破人亡惶惶不可终日时，他是否会良心发现，想起被他残酷斗死的红色士绅牛友兰，想起被他陷害打击的正直干部，想起因为他的贪欲而被活活饿死的800多万四川老百姓？
虽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失厚道，但也确实说明了民意不可欺，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