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说，他小时候尽管承受着身体的痛楚与生活的艰辛，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并始终保持全班前三名的优异成绩。（取自台湾大学官方脸书）
近日，一段台大学生内森的毕业致词，在各界引起很大回响。他出生坦尚尼亚，一路自贫困中逆境向上，最终取得台大环工博士学位，他的致词之所以让人感动，实因不只励志、朴实，还充满了人文省思。其中一段，他特别提到了生命中的贵人——珍古德。正是这位世界知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鼓励和资助，他才得以前往台湾就学。而显然，他在毕业词中展露的志向，几乎已是在向珍古德看齐。
这段时间以来，“台湾”两字于国内，持续存在认同上的辩证，国际上，则仿若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的代名词。直到内森一席话，才又召唤出那个“久违的台湾”，一个会在盖高铁时，特别划出15公顷土地作为雉尾水雉栖息地的台湾。当年高铁路线规划刚好穿过台南官田葫芦埤一带重要的雉尾水雉栖息地，其后催生“雉尾水雉恢复区”的重要推手，就是珍古德。
今年3月，台湾博物馆南门小白宫举办了珍古德博士在台湾1996-2025特展，一并表露了珍古德和台湾30年间、18次造访的特殊情分，同时也反映了她和台湾在自然保护、本地野生动物保护以及对全球永续发展工作的彼此认可。
从1980年代末开始赶进度将《野生动物保育法》入法，到90年代台湾因虎骨走私遭援引《华盛顿公约》制裁后的醒悟，再到反思华西街活宰蛇娱乐的合宜与否，珍古德曾不只一次肯定台湾对动物福利问题的正面回馈。进一步，她还直接参与了台湾几种标志性物种的保育工作，例如台湾鲑鱼、黑面琵鹭，尤其一起面对了雉尾水雉的困境。
时序跳回到1960年，那是珍古德开始深入非洲的起点，第一站就是只身坦尚尼亚，她开始关注非洲耕地，社区保育，及至始终念兹在兹的“黑猩猩伊甸园”。而后几十年间建构出的其中一处根据地，正是内森出生的地方，坦尚尼亚山区一个靠近贡贝国家公园（Gombe National Park）的小村落。珍古德就是在那里遇见了还在读小学的内森，并且对内森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若日后有经济困难，来找我。”
内森果然没有辜负珍古德的慧眼，一路苦读（珍古德资助他顺利度过中学时的经济困难），直到取得国际学者资格，珍古德的“经济有困难来找我”，再转成“想念书去台湾”。在珍古德推荐下，一个坦尚尼亚来的小伙子，便因为来到台湾，开启了生命新篇章。
珍古德为什么推荐内森来台湾念环境工程，道理再直白不过。台湾作为珍古德协会国际网络的一员，在投入动物和环境关怀上，无论知识性和行动力，应该是很受到珍古德赞许。2020年，唐奖（创办人为已故的尹衍梁）曾颁赠永续发展奖给珍古德，看似是对其杰出贡献的嘉勉，但相对的，珍古德的现身对话（当时因防疫采视讯颁奖），却也无疑反向证明了台湾确实有条件、资格去担任国际成员的一分子。
尽管珍古德投身关注的，并非直接左右人类日常的经贸、科技或半导体，但她凭借研究黑猩猩所展示的科学精神，以及从其延伸出对全球自然保护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已使之俨然“真实版泰山”的正面象征（小时候阅读泰山故事，确实激发了她的丛林梦），如果我们同意一个国家，能获得国际／国际知名人士的认可，也是一种举国殊荣，那么，能和这样一位全球偶像建立起如此深刻的友谊（还被推荐就读），台湾除了民主、自由、经济，一定还做对了什么。
内森说，他小时候尽管承受着身体的痛楚与生活的艰辛，但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在一个多达150人的班级中，他每周只有三天能上学，却始终保持着全班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为了接触更多外部世界，他主动向学校新来的英文老师求教，练就了全校最好的英文口说能力；他意识到非洲留学生在异乡求学的孤独与挑战，于是主动集结了来自10个非洲国家的同学，创立了“非洲同学会”…。放大来看，这难道不也像是某种关于国家奋发图强的隐喻。一直以来，台湾总不断想证明自己有本事取得超出自身（国家）规模限制的成就，并证明规模本身绝非主导国家命运的因素。基于这种心理投射，也无怪乎大家会对内森致词那样动容，在恭喜他受珍古德提携而顺利在台毕业的同时，相信也会为这块土地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