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在沉睡中突然被锣鼓声敲醒，传来了口号声和唱歌声。为什么事游行？我马上起床，冲到马路边去看。街上走过一队队的红卫兵，他们都是大学生，臂戴红色的“红卫兵”袖章，激动地高呼口号，他们打出的横幅上赫然写着“造反有理”。
“造反”？！我一时不能马上反应过来，造反！自古以来，这是要杀头的，这是造谁的反？又一批游行队伍走到了面前，领队的红卫兵领头高唱，队伍也随着激昂地唱起了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很多年前，假如由我来写这本《我的文革岁月》，也许这个场景就将是本书的开始。我将着力渲染这一天的红太阳，它光芒万丈，同时又带着几丝血样的不祥铺展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我将对“我”在被喧闹的锣鼓声敲醒之前，“我”睡觉的地方——老上海独有的、带着老虎窗的三层阁着力摹状一番。为了使它具有象征性，也许我还会写道：那天的睡眠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好象永远也睡不醒似的。但突然“我”醒来了，是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把“我”唤醒了。实际上，“我”又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就糊里糊涂地冲到了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开始了“我”的造反生涯。
它的书名或许就叫《造反记：一个红工的100天》，因为正是“我”——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为这个拥有40万大军的上海第二大造反组织命名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色工人”，而它仅存活了100天就消亡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绝对不会写得这么长，一写就写了16年，60万字。
（二）
王洪文看上去象个小透卵（上海话，混混的意思），留分头、穿着一条小脚裤。他会故作姿态、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你，非常西式。
——沈福祥口述
大约是86年或87年，我大舅沈福祥开始向我口述他的“文革”造反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我——正确地说，是对着一台破破烂烂的老式录音机讲了“红工司”的形成过程。从他在上海绒布厂和另外两个“临兄”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讲起，讲到外滩的大字报海洋、静安文化馆的“测字摊”；讲到最后在风雨操场迫使韩哲一、黄宇齐代表华东局承认他们临时工、外包工组织为革命造反组织。
这些“秘闻”对我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既为造反，为什么还要逼迫对手承认其合法性呢？
听得我目瞪口呆。
大舅还对我和录音机讲了当年“红工司”在十数万人民广场的集会上揪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真相；披露了即使在造反的年代里，在被批斗的“当权派”那里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府衙门。应我的要求，大舅还特别谈到了对王洪文的印象：
“王洪文看上去象个小透卵（上海话，混混的意思），留分头、穿着一条小脚裤。他会故作姿态、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你，非常西式。”
这种形象与文革的大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出现在一个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上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令人匪夷所思。
使我感兴趣的是，从大舅的口述中，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就是国家安全系统无所不在的渗透。原先一直以为文革中到处造反，国家机器被群众砸烂、停止不转了，可事实上，“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只造反了100天，上海公安局就公开插手调查了。很快，“红工司”的头头们非关即抓，或象大舅一样，开始了其漫长的审查交代生涯。
细节上，大舅第一次零零碎碎地谈到了“神秘的女秘书”、“神秘的吉普车”、“假地址”，其中特别诡秘的是“两个神秘的老杨”。一个是“测字摊”时期的老杨，他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组织成立之时，这个早期运动的策划者却象武侠书里的高人一样飘然隐去，直到今天其身分还是一个谜。另一个是出现在造反后期的老杨，他自称是“中央文革”的特派员，公安局则宣称此人系台湾特务。
这一切都给大舅的回忆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它推翻了一般人们对于文革的印象，其复杂性与难解程度远远超乎于人们的想象。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和大舅搞的其实正类似于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如今风行于大陆的“口述史”。确切地说，完全可以将它写成一本“口述史”。大舅的口才是一流的，记忆力惊人。也可以说，“造反生涯”结束后三年多无休止的检查交代，早已经为这本口述史打下了伏笔。
当年是被迫的，如今却是自由的，那么就说吧，尽情地说吧，记忆！
然而，缺乏史学专业训练的我，年轻时代的文学雄心却令我只是一心想往这些材料中加进各种文学元素，尤其是现代派技巧。这使我最终与大舅这分弥足珍贵的“口述史”擦肩而过。谁会想到呢？我的半途而废却使大舅从此走上了一条写作的不归路，将他的壮年再一次奉献给“文革”，奉献给了记忆——16年，直至垂垂老矣！
（三）
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象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
——加谬：《局外人》
沈福祥的《我的文革岁月》，卷帙浩繁，波澜壮阔。从他上小学那年——1947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文革后期——1970年。对上海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诸如“色织廿四厂事件”、“踏平康平路—赤卫队事件”、“首列‘红色列车’”、“上柴厂‘联司’事件”、“一月风暴”等等，都以一个亲历者的身分，以写实主义的手法从正面或侧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中的某些篇章十分感人，其意境甚至达到了鬼神同泣的诗史一般的高度，例如作者对被砸烂后的“联司”的描述：
“就在这天下午，1967年8月4日下午，上海闹市街区却响起了联司的声音。一辆联司的用消防车改装的宣传车——联司的象征和骄傲，冲出重围，在市区街道中穿梭往来。在消防车的两旁和驾驶室的两边踏板上站着武装的联司战士——他们不得已手握铁棒，以对付暴力。他们疲惫不堪，满脸满身的污泥。为了对付工总司的拦截，车辆以高速行驶。高音喇叭中反复传出一位女性悲怆而嘶哑的呼喊：‘上柴联司已被血洗！联司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上柴厂！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上柴联司是不会屈服的，联司战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看着这悲壮的景象，听着这悲怆的呼喊，我不禁心头一热，潸然泪下。
“21年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匈牙利纳吉民主政权被镇压时，它的电台也曾向世界发出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的呼喊。50年代，没有人能救得了纳吉，60年代的上海，也没有人能救得了联司。虽然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但历史是何其相似。
“在北站宝山路的热闹地段，这辆宣传车往来奔驰了几次。路上行人，驻足止步，默默地为联司被血洗而悲哀，为联司的威武不屈而感动。但没有人轻举妄动，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人们只是把这段血的历史默默地埋在心里，在心中化为火山的岩浆。上海是英雄辈出的上海，不太远的将来，历史将会雄辩地证明，创造中国新纪元的，必定是上海！
“联司的精神永存！”
除了追溯个人的成长史、“文革”造反史外，沈福祥在这本书里，还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当年的上海市民风俗画卷，为现在的这个书名所难以覆盖。然而，沈福祥的“文革岁月”确实又是作者一生的精彩华章，本书的真正高潮。更为难得的是，沈福祥在这本书里还以较多的篇幅写下了自己对于这场运动的独特思考。
也许经历过“文革岁月”大风大浪的人，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手上也大多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健笔。不过从这本书里，读者还是能够看到，对于未来的文学生涯沈福祥是有所准备的。小时候，我曾听大舅沈福祥讲过一则轶事，当他还在一个江南小镇上工作的时候，一天，他误闯一座荒废的深宅大院。进去后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藏书楼，到处都是线装书，想拿多少尽管取，但他只是拿了一套现代版本的《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就出来了。多年后，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不识货懊悔不已，因为在“文革”中，这些书连同这座藏书楼都被烧毁了。正是从《我的文革岁月》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发现青年时代的沈福祥除了莫里斯、勒布朗外，还熟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著作，甚至有过向报社投稿的经历，只是当年投稿须单位领导开介绍信才压抑了他的这种文学冲动。因此，当看到这个颇有文学天分的早年“文学青年”，当尘埃落定，就象所有的古典大师一样，以一种“专业写作精神”写着他的《我的文革岁月》的时候，这并不使人感到惊讶。象本书中的那些“闲章”，如《机关琐事》、《文革冤魂》，事实上，都超出了“回忆录”的个人范畴而属于了文学。也正是这本书，雄辩地推翻了当年我所设想的那个“现代派的开场白”：“红太阳”（毛泽东）使沈福祥晕眩、发烧，使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醒来过就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
沈福祥不是加谬笔下的“局外人”，“文革”中扣在沈福祥头上的太阳更不是使“局外人”莫索尔拔枪杀人的“铙钹似的太阳”。那些看似非“文革岁月”的早年回忆，其实它们都如“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一样地服从于、展开于同一种逻辑，这就是：造反有理。就好象水浒中的好汉一样，正是生活中的逻辑将沈福祥推到了“文革”的风口浪尖。
（四）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那是1947年，我虚岁六岁，被母亲牵着手送进了学校。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沈福祥的少年时代十分短暂，15岁就过早地踏入社会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幸福”的太阳扣在他的头上。当时，扣在他的头上只有两顶帽子：一是其母在解放前开了一家米店，二是其叔父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象这样“非纯无产阶级”的家庭出生，在那个年代里是难以在上海找到工作的，于是他去了一个江南小镇。
《我的文革岁月》是一本极为抑郁的书。萨特说：“造反是人民的节日”，可在阅读这本“造反之书”的时候，“压抑的年代”这几个字总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童年，青春，我们惯常在“回忆录”里描写这个时期所见到的欢笑与阳光，在这本书里几乎一个字都找不到。如果说有，那么下面就是了：
“小船自在地扭摆着，载着满船的年轻人，载着满船的欢笑，洋溢着满船的青春活力，向湖心摇去。这时有人吹起了口琴，琴声在水面上飘散开去，显得格外悦耳，在大家的邀请下，善唱的姑娘在一阵忸怩之后，放开喉咙唱起了歌，这时琴声、歌声使我们把一切人世间的烦恼全忘却了。”
但实际上，这个曾拍过《林家铺子》、《蚕桑姑娘》外景的江南小镇又并非是一个世外桃源。就在沈福祥上班的这家工厂里，他竟然遇到了一个发明“八小时劈半工作制”的厂长：
“麻脸厂长对热火朝天的竞赛还不满足，他太精明了，他敏锐地发现，在八小时的重体力手工劳动中，前四小时的体力相对充沛，产量必定高于体力下降的后四小时，于是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把八小时工作时间劈成两个四小时……这样一来，连吃饭的时间也被剥夺了……到了星期日，是全厂休息日。机器是停止运转了，机器休息了，人却规定要检修和清洁机器不得休息。而且这半天的劳动是义务的、无偿的。”
面对“中国的泰勒”，沈福祥造反了吗？没有。他只是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共产党和上海的不一样。但上海的共产党究竟怎么样？沈福祥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从自己早年所受的共产党教育中，臆想出了另一个“不一样”的共产党形象。
三年后，沈福祥“倒流”回上海，这时他不再有上海户口了。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粮票。就在上海，为了报上“临时户口”——一分使人活下去的口粮，沈福祥终于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警察陈同志：“我只知道他在给我签发口粮时，立刻显出刁难人的本事。他给我十天一签，比如写上‘3日～13日临时户口十天’，但是，13日已是第11天，这样，我11天只有十天的口粮。第二次再去签，他就顺延一天签成‘14日～24日临时户口10天’，这样，24日又是我的‘无粮日’”。
有时陈同志还故意刁难让他白等：“我就硬等，一等就是半天，在穿堂风的过道里，西北风不一会就使我混身发冷，脚趾发麻发痛，寒气透过棉衣，混身热气全无，止不住瑟瑟发抖。更令人寒心的是，走进走出的户籍警，从不正面看人，最多斜着脸看上一眼，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在他们的脸上找不到丝毫的同情与怜悯，比这严冬的西北风还冷，冷得叫人心脏也要发痛。”
仅仅因为没有户口，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警察陈甚至设计陷害，准备把这个在他眼里闲荡在社会上的“黑人黑户”送去劳动教养。当年，沈福祥住的弄堂仅40来户人家，而由警察陈整材料送去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就有四人。尽管沈福祥侥幸逃脱了牢狱之灾，可在档案里，这位陈同志还是为他留下了足以毁掉其一生的文字：“偷听敌台嫌疑”、“研究毛泽东思想动机可疑”。
面对这位上海警察、家乡的共产党，这时候还能再说：“这里的共产党和上海的不一样”吗？
逻辑似乎到了尽头。而为了活下去，也为了活下去的逻辑，沈福祥大胆地走上了一条上访路，开始造这位陈同志的反，并且成功了。从中，沈福祥也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下面的共产党和上面的不一样。依照同样的逻辑，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等一大批“走资派”被揭批后，又一个结论出现了：上面这些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一样。
可以说，这正是文革时期沈福祥的造反逻辑，它由作者早年的经历与教育所决定。
（五）
“我们临兄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视，没有人的尊严，我们与固定工的待遇也不同，我们不如搞我们自己的事。”他又一次提起人的尊严，用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尊严”！这两个字似乎是那样的陌生和抽象，但又真实地撞击着我的心扉，过去几年的经历，屈辱而痛苦的经历，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在“上面不一样的共产党”的援助下，一张在当时意味着口粮与人的尊严的户口终于报上了，说穿了也就是工作。但最后真正分配到手的工作却是一分被人蔑称为“临兄”的“临时工”。
“‘临兄’就是临时工，顾名思义是临时雇佣的工人，相对企业的固定工来说这些人是少数，随时有被解雇失业的威胁，流动性大，到了一个新单位后，在工资、劳保、政治等待遇上与固定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临时工与固定工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的距离，导致工人之间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等级，使临时工成了低人一等的工人。在企业中不管知不知道某个临时工的姓名，贯常以‘临时工’呼之，这就有意无意地带有轻蔑的成分了。工人之间这种工资、劳保等方面的经济、政治待遇差别，对临时工的有意无意的蔑称，究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歧视。”
66年5月，沈福祥以“临时工”身分正式进入上海绒布厂。再过几天，“516通知”出笼，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家工厂里，沈福祥遇到了第一位明确地向他“提起人的尊严”的“临兄”，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轨迹。
那一年，沈福祥24岁，他终于“造反”了。
与文革中成千上万“造反派”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公开以争取经济利益为自己组织纲领的造反派，尽管是“羞羞答答”。这种时代的尴尬处境也可以从沈福祥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
“临时工们最怕的就是解雇，失业！对这个问题，我们三人都明白，决不能赤裸裸地提出。唉！文章只能这样做了。文章的后半部是黎的观点，他用了不少笔墨，大声疾呼要争回临时工做人的尊严，这才是文章的真正观点。”
但不管怎么说，这支“大声疾呼要争回临时工做人的尊严”，由工人阶级中的“贱民”所组成的造反大军，毫无疑义，却是文革造反史上的一个异数。在那个“造反”的年代里独树一帜，是一次真正的造反。
很多年后，沈福祥在《我的文革岁月》中总结道：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青年巨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再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总书记排在第七位），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反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和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
这种真造反决定了沈福祥的命运，当“红工司”被扣上一顶“经济主义风”的帽子而被中央明文下令取缔时，几乎一夜之间，40万“红工”即作鸟兽散。《我的文革岁月》中最为感人的一章是，读者看到沈福祥不仅没有屈从命运，反而铤而走险，再拉山头，举行“悲凉的起义”。
令人意外的是，就在等待着沈福祥的只是来自“合法造反派”的铁拳与关押、审查的岁月里，作者竟然开始描述起鲜花——这本书里绝无仅有的鲜花来，仿佛已在对未来作出了一种明确的预示：
“夏日晚上的静安寺，车来人往一片繁忙，天热了，一些少女少妇身着当时式样保守的短衣短裙和塑料凉鞋，悠哉游哉地在漫步。望着上海夏夜所特有闲适，在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大革命，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犹如梦幻般遥远，现在重新回到尘世里来。这时我看到有两名少女手持几束鲜花，笑嘻嘻地迎上来，她们身穿稍高于膝盖的裙子（这样短的裙子，是离经叛道的装束，够大胆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以男子为目标，兜售怀中的康乃馨。鲜艳的花朵，迷人的微笑，甜糯的言语，打动着你的心……隐没在熙攘的人群中。她们就象仙女一样，飘忽而来，缥缈而去。”
（六）
今年是文革40周年，对一些人说来，这是一段血腥的岁月，对一些人说来，这是一段意味着“节日”的日子。当年亲自发动了这场运动的毛泽东曾诺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假如这话成真，今天或许就是第五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日，或是第六次“文革”的爆发日。
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对更多的人说来，“文革岁月”早已是一个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故事与传奇了。
沈福祥的《我的文革岁月》记载了这一段难忘的岁月。
这分独一无二的记忆既属于沈福祥，也属于我，相信读者必会开卷有益。
（2006年3月17日于美国西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