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工人出版社草创时，何家栋担任出版社营业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很多业务上的事情都是他一人负责。
那几年，工人出版社发展很快，出了很多书，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何家栋搞下去。
何家栋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运动一来，这件事被立案审查，查了个底朝天，发现他批了个条子，借给一个作家500元钱。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可是会计发稿费时，忘了把借支的500元扣下来。出版社派人询问，作家说不记得了。那么这笔钱在谁手里？后来上级说，不算他贪污，把这笔钱退出来就是了。
虽然没有查出何家栋有一文钱的贪污问题，却查出他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钢笔。有个人签字时没有笔，何家栋把他的笔拿给那人用，那人也大意，用完就不还了，何家栋也不好往回要。有人抓住这件事，说何家栋是在“行贿”，是“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
那些人见经济上整不倒何家栋，便调转方向，说他来路不正：当年你家不缺吃，不缺穿，跑到解放区干什么？你在北平被捕过，是不是当了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是不是被你出卖了？
问来问去，何家栋就成了历史不清的可疑分子，不但把何家栋罢了官，还把他的党籍开除了。
后来，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何家栋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何家栋安排工作，怕他恢复职务后搞报复。
何家栋最终被分到校对科，搞字号标记和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何家栋心里有气，决定自己干出一番名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当年出版社并没有给他安排任务，是他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那时候正在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文，准备出国，何家栋就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到俄专操场的球架下等他。吴运铎口述，何家栋记录，回来再加以整理。这本书出版后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社赚了一笔钱。
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何家栋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篇鼓吹的文章。这时，送何家栋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来北京，何家栋带他找到社长，那人就把何家栋如何参加革命的情况讲了。领导这才给何家栋分配了工作，在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叫何家栋当副组长（没任命组长）
何家栋到文艺组后，组织编写了系列革命回忆录，《刘志丹》是其中的一个选题。其余选题包括《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一共列了几十个人。
何家栋的党籍一直没有恢复。1953年，支部组织委员找到何家栋说，1952年整你是错的，处理时没有让你到会，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你的党籍，不合党章规定，你可为此申诉。何家栋说，既然是错的，让我申诉什么？改正不就行了？何家栋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摆架子，支部也就不给他恢复党籍。文艺组升格为文艺编辑室后，何家栋还是副主任。因为他不是党员，不能任正职。
党籍没有恢复，行政还降了一级。理由是何家栋被捕过，有变节行为。当时一同被捕，又一同释放的五、六个人，别人都没有事，偏说何家栋有事。
直到1955年审干时，支部书记王勉思才去调查。从何家栋参加革命到建国，每一个环节都找到了证明人，没有一点问题。支部通知何家栋说：处理错了。何家栋就要求改正。但人家仍然让他写申诉，何家栋的犟脾气又来了，还是坚持不写，反而要组织认错。组织能有错吗？
到了1957年，何家栋的这种态度，就变成了向党进攻，加上他还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牵连，结果被打成了右派，撤销职务，连降四级。支书王勉思替他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怎么能是右派呢？”王勉思因此被说成右倾，把她的支部书记也撤了。
1970年代末，何家栋的右派得到改正，才恢复了他的党籍。党委书记王鸿清理档案，从何家栋的档案中清出了一大把告密的小条子，当初就是根据这些条子定罪的。完全不同本人见面，想解释都无法解释。
最初，《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1957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来完成选题。但此时何家栋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找李建彤约稿。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答应陪同李建彤一道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何家栋参加定稿。
何家栋加入后，把《刘志丹》的小说初稿整理扩充到二十多万字左右。何家栋外出采访的时候不多，他那种身份很容易被人排斥。他当时住在东总布胡同，对门的李运昌和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何家栋拿着介绍信去采访他时，不但被拒绝，还给出版社打电话说：怎么派了个右派来采访首长？出版社赶忙登门道歉。这个人文革时被打倒，成了牛鬼蛇神，出门总顺着墙根走，头也不敢抬，从前的威风一点也没有了。
1961年，《刘志丹》初稿排印出校样，李建彤很满意，何家栋也觉得可以出版了。后来送给习仲勋审阅，他是刘志丹的老战友。他把总编辑吕宁，编辑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谈话，提了两次意见。
为此李建彤特别去了陕北再次深入采访，回来后，把小说改写了一遍，何家栋也跟着改，这样又搞出了第二稿。然后，再次送审。同时，《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都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
这本书的第二稿送给周扬看了。李建彤当年是鲁艺的学生。周扬看了第二稿后，评价很高，还说这本书有“史诗”的意思，早就希望有人写出这样的作品了。
但康生看了之后，却认为《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反映的是错误路线。
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辩：我写的是历史，怎么是翻案呢？笔记本也不交，上面追得紧，她就用墨笔把一些谈话内容抹掉了。办案人员问她为什么这样干？她说：“我要保护一些人。”
但上面已经定性，中宣部随即派工作组到报社检查，让大家交待。主编吕宁、编辑主任周培林都要检查交待。当时感觉压力最大的还是何家栋，他刚摘了右派帽子，又要戴上反党帽子，想想真是冤枉。他极力替自己辩护，可工作组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怎么说都不对。
这时，社长高丽生说了一句：“什么路线斗争？人都活着，有争论，二十年后再出还是一本好书。”就因为这句话，把他也挂上了，说他想变天。
57反右以后，《工人日报》和出版社的右派，全都下放了，为了改《刘志丹》这部稿子，特地把何家栋留下了。后来刘景范对全总书记张修竹说，你们既然要用人家，还让人家戴着帽子，不合适吧？这才在1960年给何家栋摘了右派帽子。1962年因参与写《刘志丹》，何家栋多了一顶反党帽子，成了双料分子。被审查了几年，始终没有结案，就那么拖着。1965年，康生发话了：《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的编辑是个右派。报社闻听不敢怠慢，立刻采取行动，把何家栋下放到山东成武县，让他一呆就是14年，一个字也不能写。
文革中，何家栋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及二子非正常死亡”。
晚年，有记者问何家栋，《刘志丹》这件事给他的最大影响是什么？何家栋伤感地说：它使我对文学完全失去了兴趣。
2025-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