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家合住这个小四合院。北屋住的一家被轰回安徽老家后，北屋就空了。不久，北屋住进新邻居，桂、她男人、婆婆和女儿。桂是机关后勤处的杂役，文革伊始，她由杂役而红卫兵而机关发稿组成员，修成了革命干部正果。桂，发面饼脸，一脑袋黑钢丝似的自来卷短发，棕红色镜架后面的眼睛，好像总是眯在问号里蔑视人。院里除我家之外，其余人家都在同一个机关里挣生活。自桂家搬来，原本稀松无事的小院，有了些暴风雨前的沉闷。
南屋住着地主婆吴姥姥。一天，吴姥姥的9岁外孙女去街西口副食店打酱油，被桂拦住，说：“哎，给我带5分钱韭菜来。”夏天菜便宜，5分钱能买2斤韭菜。一个多小时后，贪玩儿的女孩儿拎着酱油瓶回来，早把桂的韭菜忘到爪哇国。眼瞅着婆婆揉好面等菜调馅，肥胖的桂有些气不顺，叉腰立在当院发泄不满：“什么点事儿！地主婆也想翻天了！”温良的吴姥姥原本坐在家门口等外孙女和酱油，这时只得拎起小板凳进屋了。
1970年，我6岁。出生不到2个月的妹妹被送到街道托儿所，我只好被单独留在家里。妈每月28块钱的工资，供不起俩闺女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托儿所。小院里只有桂的闺女燕儿和我一般大，妈上班前叮嘱我：“别跟燕儿玩儿，她妈会不高兴的。”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可妈前脚刚迈出院门，我后脚就去找燕儿了。妈下班回来打了我：“白天，不许出去玩！在家呆着！”我大声哭起来。妈的声音小下来：“你再吵别人！燕儿妈最近有夜班了，白天得睡觉，你不能不懂事。还有，不要找燕儿玩，说了多少遍，听不进去吗？聋了吗？”看着妈手里的笤帚疙瘩，我糊里糊涂地点点头。
我记住了妈的话。妈上班去了，我敞着家门，拿着妈的钢笔，在有蓝白格子的床单上乱画。画完，自我欣赏一会儿，在床上蹦起来。咔嚓一声！咦？靠墙的床板怎么塌下去了？我趴到床下看，呦，一只床腿歪了。我使劲儿往上推那床板，可它吱吱哼唧了两声，却并不挪动分毫，只好又爬出来，气急败坏地哭了起来。
冯家妈妈过来问怎么了，我哭着告诉床坏了。不知怎的，这时桂的男人也站到门口了，问：“床坏啦？”我哭着说：“叔叔，这床，我不会弄。”桂的男人很兴奋，自告奋勇帮忙，说：“我来。”我心里高兴起来。他一脚跨进屋，把床上的褥子都掀去。咦？他怎么穿着鞋上了我家的床板，蹲在上面看起褥子下面的那些信来？我楞楞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翻看了好一会，这男人才站到塌下的床角边，一手抬床板，另一手扶直下面的床腿，然后说：“好了，没事了，成了。”说着转身出了我家。
妈回来后，看着一床乱糟糟的被褥，问了问，皱皱眉：“下回有什么事，等妈回来再说，不往屋里招人，好吗？”
妈为了让我老实呆在家里，给我买回一条石雕小鱼玩具，手指头那么长，能用鱼嘴这头吹出好听的哨音，我很喜欢。第二天，我拿着小石鱼去找燕儿。不一会，我就发现鱼头和鱼尾巴分家了。燕儿告诉我：“我没有（石鱼），咱俩一人一半吧。”我生气、心疼，找到在水房淘米的桂：“阿姨，你赔我鱼，燕儿给摔坏了。”桂瞥了我一眼，端起锅往家走，我撵在她的胖屁股后面，手里紧紧攥着两半儿的小石鱼。桂开了家门进去，门在我鼻子尖前咣的一声关上了。
晚上，妈回家又打了我：“让你不长记性！明天给你锁屋里，看你再往外跑，自己弄坏了东西，还要别人赔，没出息！”我哇哇大哭着，听到桂正在院子里喊燕回家吃晚饭。
漫长冬季的白天真难熬呵，我站在被锁了门的屋里，把脸贴在门玻璃上，无聊地瞪着空荡荡的院子。看着看着，我感到有些困，头沉，勉强爬到床上，呜呜哭了起来。倒座房的吴姥姥往屋里看了看，开了锁，问我哭什么，又坐到床上，摸摸我的头，又看看火炉，说：“可能中煤气了，躺着，别动呵。”老太太往炉子里添块煤，封好火，敞开房门，走了。一会儿，小脚的吴姥姥把一只冒着热气的碗送到我嘴边：“喝了，孩子。”碗里，星星点点的麻油很亮，几根面条上卧着一个鸡蛋。那时每家每月只能买1斤鸡蛋。
妈不敢再把我锁屋里了。我又惹祸了，用捅炉子的通条戳碎了吴姥姥家的窗玻璃。吴姥姥骂我比野小子还能闯祸，说等我妈下班回来告我妈。我很恐惧，一顿打又跑不掉了。妈下班回来了，吴姥姥走过来，低声跟我妈说：“街道姜主任来了，问西屋老何家儿子搞对象的事，好像是桂到街道去了，说人家儿子耍流氓，搞男女关系。”妈不满地回应：“不就是欺负老何是右派嘛！”吴姥姥又说：“你还不知道哩，两年前，老何的妈就是她给告走的。老何家是四川的地主，又是右派，这可好，双料啊……”“是右派，怎么了？！右派人家的孩子不就搞对象？人家屋子那么小，还有个哥，都二十大几的了，后院里背静地儿和对象拉拉手什么的，我见过的，人家姑娘看见我还不好意思来着，有什么呀！”妈很不以为然。
“咳，我和赵奶奶跟姜主任说了，人家孩子是搞对象。老姜也说，既然桂去反映了，街道不能不来调查。这不是阶级斗争嘛，是提高什么警惕呗。咳，小何维搞对象这点儿事，桂先告到机关保卫处来着，人家没功夫管这闲事，这才又告到街道啦。哎，大伙多注意吧。还问你家哩，别往心里去啊。我回去了，你做饭吧。不要打孩子啊。”这一次闯这么大祸，妈还真是没打我。
那时候，院里各家都把入冬时卖来的几百块蜂窝煤，整齐地码在自家门口窗沿儿下边。一天，快中午了，我和燕儿蹲在西屋杨家窗沿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捡来的小棍在地上乱画。燕儿突然想回家去拿新买的化石笔，起身的当口，碰到了身后的蜂窝煤，两摞煤块被撞碎在地上。看着碎在地上的，我担心地叫起来：“呀，碎啦！怎么办？你也不看着点儿！”
燕儿看看我，看看碎煤块，不知所措，走了。燕回家没再出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反正不是我碰的，可还是有点不安，在院里溜达了会儿，也讪讪地回了家。
不大会儿，桂突然拉开了我家的门，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告诉你呀，赶紧赔人家煤，把人家煤踢碎了，还没事人似的！”
“不是我，是燕儿！”我争辩着。“你胡说！叫你赔！不赔，等你妈回来再说！”想到妈又会不明不白地打我，心里更急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桂竟都站在了我家煤垛边。桂继续斥责我：“你不大个东西，撒谎，挺能的你，啊？！”
“是燕儿碰的！”我仰视着桂。桂贴得那么近，我已经只能看到桂粗壮的腰了。“你再嘴硬，你个小右派崽子！想翻天呐你！”桂咬着牙，手已经拧在我的小脸蛋儿上。“我让你个狗崽子撒谎！”又是一巴掌打过来。我只觉得上嘴唇热辣辣地厚了起来，下意识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湿乎乎的鼻血。“我今天替你那不懂人事儿的妈教训教训你！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桂那棕黄色的翻毛皮鞋也踹了过来。正吃午饭的邻居赶紧围上来劝，我小脑袋里嗡嗡的，只觉得眼前所有的人脸都变得特大，在晃。
“回吧，桂阿姨，您消消气。”吴姥姥嘴上说着，紧紧攥起我的小手，拽回家来。桂昂着下巴，甩手回自己家了。
不知桂为何经常上夜班了。我家隔壁原本是老何家的一间东屋，老何两口子去五七干校后，房子成了桂家的，桂下夜班后就在这间房里睡觉。我恨上了桂，见面不再叫她阿姨。有时，午睡的工夫，我不出去乱跑，而是平躺在自家铺板上，将两条小腿举得高高的，对着与桂家相邻的墙壁使劲儿踹，踹累了就换小拳头捣，捣疼了再换脚踹。墙那边睡着的桂也不再出来骂战，我暗自得意。
这一天，妈工休，又到了院里人午睡的时候。我乖乖地躺在床上，四合院的街门被木棍之类的东西敲得响了半天，也没人去开门。妈忍不住跑出去，拉开木门闩，桂那得过半身不遂的婆婆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进来了。妈关了街门往回走的当口，桂手上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从我家隔壁的房子里冲了出来：“你想翻天呀，大中午的这么吵人！”妈一下转不过弯来，一边往家走一边解释：“你婆婆叫门，我去开门的。”那跟在后面的老太太也急得啊啊地叫着。可桂不依不饶：“你个右派小老婆，你和右派小崽子想翻天呐，我告诉你，只要有共产党在，你们永远也甭想！你们永远也翻不了天！”
桂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指着天：“我告诉你，你和你的狗崽子只有被人民，知道吗？人民！踩在脚底下！”桂很忙活地用一只脚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两下。妈生气了，说道：“我是给你妈开门去了，你想想清楚，抱好你手里的孩子吧，孩子都听着呐，别把孩子再吓着，摔坏了。”桂听出妈冷嘲热讽的，更是气急败坏。赵奶奶出来说：“为伟妈，进家去！”不愿惹事的妈就坡下驴进了屋。又告诉桂：“小桂，赶紧扶你妈进屋吧，别再让她自己上街了。”
桂又去街道告状了，姜主任又来了，说：“你们院里右派家属最近是不是很霸道？桂的工作很重要，上夜班审核稿件，错一个字就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损失，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事故。这可是国家大事，你们邻居要保证她能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地主出身的吴姥姥和成分不明的赵奶奶这时体现了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哪里是人家霸道，这院里就是这个桂……”
几年后，爸爸戴煌回来探亲，和妈去粮店买米，在街上碰到姜主任。老人很和气，问：“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院子里？以前，桂老来告状，我们也不能不去问问。咳，她那个人就那样，早晚都会过去的，好好过吧。”1978年，爸回机关工作了，爸被选为区里的人民代表了。不久，机关改选党组成员，爸是候选人之一。一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一个同事和爸聊着：“老戴，小桂以前你们住一个院子啊。哎，那天她还跟我说呢，你爱人带着孩子，那些年真不容易熬啊。她挺同情你家的，她公公去世了，她悄悄把好些旧的棉衣、棉裤放你家门口。哎，你爱人都不动啊，她说你家里人可要强了。好多年不见了，她让我给你带个好，老邻居喽。”
1987年，机关院里盖宿舍楼。1988年，我家搬了进来，桂一家也搬来了。后来，爸退休了，桂和她丈夫也老了。桂有时会推着她那半身不遂的男人在院里散步，那眼光里蔑视的问号已经不见了踪影。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期，201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