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冷战”的底色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新冷战”的底色，则是亨廷顿预见到的“文明冲突”。当然，亨廷顿不可能预见到“文明冲突”将如何具体展开，不过他看到了文明冲突给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危险，将超过旧冷战，也就是超过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因为亨廷顿不仅看到了核大战的威胁，更看到了美国人的价值体系及承载这个价值体系的文化身份，也将遭遇到“文明冲突”的挑战。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如何具体展开。最近的一个具体事件，就是“新冷战”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学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美国阿斯本创意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主持的一场专题讨论会。很显然，“新冷战”的氛围，让这个旧冷战遗产的影响力得以回升。佛格森主持的专题是，“美国与中国：千钧一发（US and China：Edging Toward Brink）”。
佛格森请了四个人发言，美国方面是两个少壮鹰派的代表人物，其中有许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博明（Matt Pottinger），而中国方面，则是许多中国学者熟悉的金刻羽和李稻葵。佛格森把这样四个人放在一起讨论美中关系，说明他认真做了功课。美国的两个少壮鹰派，对中国、特别是对习近平的抨击和指责，火药味十足，并不令人意外。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两个中国对手选择的应对之策和弦外之音。
中国精英文化自信来自对西方文明弱点的经验
金刻羽以赶上中国崛起大好时光的世代代表自居，李稻葵则以洞察中国高层的局内人自诩，都以不屑反驳的姿态告诉美国人，所谓中国要与美国争老大，习近平要打台湾，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读，甚至是美国鹰派的刻意蛊惑。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纯属虚构和幻觉。佛格森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论调，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直接看见和听见代表中国权贵的精英到现场表演？这个问题让我颇费思考。佛格森显然不是为了学术交流，也不是为了外交需要。我的理解是，佛格森认为西方人，有必要通过直接接触和交流，了解当道的中国精英，了解自己的对手。而金刻羽、李稻葵确实是代表了中国与西方文明对抗的真正对手。
我在什么意义上这样说呢？我的依据不是他们是否言之在理，是否诚实，而是他们流露出来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并非来自真才实学，也非来自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探究，在他们的著作中，读者看不到这些。他们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来自他们是中国的“成功人士”，也就说，他们是中国内卷的“人上人”游戏的赢家。他们的文化自信，还来自对西方文明弱点的直接经验。基于这种经验，他们知道西方拿中国没有办法，而且，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人甚至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究竟还是不是中国问题也成了问题。因为中国问题如果最后真的成了世界的大麻烦，责任也不应在中国精英，而只能在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