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南方一所极为普通的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
十四年后，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四千五百多名。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随着十几年和学生大量、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
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了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学生看，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
和当下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入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
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他们进入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
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
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一部分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以致面目日渐模糊。
作为教师，通过无数的课堂观察和见证，我深感这个群体经过严苛的刷题和排名竞争、加上就业的焦虑和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近，已过早透支了他们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以致呈现出某种漠然的生存状态。
其思考力、创造力，已在残酷的考试进阶中悄然磨损而不自知。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
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作为二本学生，他们刚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
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作为教师，我对世界的安全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
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
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文竭力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我知道，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合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
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是十几年从教生涯中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从师生之间的长久联系、观照中所获得的感性认知。
通过打开有限的个体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通过这种直觉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
2006年6月16日，在原来经济贸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
我当初之所以进入广东F学院，也是因为学校要申报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
作为第一个中文博士，通过人事处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实际上是以申报新的专业“急需人才”的名义而入职的。
说是财经传媒系，但因为师资的百分之九十以中文背景为主，依托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在没有获批新专业以前，实际上就是中文系。
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的同时，终于拥有了一个在本系上专业课的机会，并且在第一届新招的两个班中，被系部书记安排当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学校的规定，履行一个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来的学生。天气还不错，我穿着军绿色套裙，穿梭在人流中，心里涌动着第一天上课般的激动，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充满了好奇。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接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脸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
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即将面临一场地狱般的痛苦。
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伴。
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兄弟。
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荡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伴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挂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
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
她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荫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于汕头，家里很有钱。她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
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孩，出生于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
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班干部。
有一次我没带饭卡，他看到我，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
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
毕业时，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
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开班会，我拿到了全班的名单，共五十二人，三十八名女生，十四名男生，全部来自广东省。
他们出生的时间大多在1987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是80后。让我奇怪的是，班上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我难以想象，一个五十二人的班级，男生竟然不到三成。
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同样是中文专业，四十六名同学中，女生十二名，不到三成。和教研室老师聊起，才发现，男女生比例失衡早已成为常态。
我后来才明白，作为系部第一届学生，062111班的男生数量，和此后其他班级比起来，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2007年6月，我开始休产假，错过了大二第一学期给他们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的机会。
考虑到此后课程的安排，为了早点了解他们，在系部专业教师匮乏的情况下，在大一第二学期，我主动要求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
待我2008年2月休完产假，他们已经进入大二第二学期，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上专业课程。
通过给他们上课以及日常的接触，我发现，广东学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更留恋自己的家乡。
在班上，我随机做过调查，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到外地念书或工作。这种执念，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远走高飞，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既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
我突然发现，这种身处异地所带来的文化冲撞、映衬，除了让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本身也极为有趣。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广州的决定，让我真正确认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那么，062111班孩子的存在，则让我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中，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内陆人的认同感。
自然，“广东学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概念，也伴随我的班主任身份，一步步扎根于我的内心。
从2006年入学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
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捷，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
在虚拟的网络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依然延续了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担当，意味着一份信任的托付。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十几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
我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
石磊大学毕业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
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学生上课压力极大。
就算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致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
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
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底层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事实上，学生分化的开始，已说明了问题。
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
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
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
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
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不可忽视的是，我在随后多年范围更大的持续追踪中，发现这样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汇成日渐庞大的队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匿而突兀的人群。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手头拥有的那份根基不稳的合约，最大的意义，除了成为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根本无法成为他们人生锚定牢固的桩基。
漂泊不定，是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