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也有类似“打砸抢”的违法行为。
那是在学校里的最后日子，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成了逍遥派。我在学校还保留有一个铺位，终日无事，就想找些书看。一日听说有人从学校的图书馆能拿出书来，就和一个同学来到校图书馆。只见图书馆门窗早在文革一开始就用砖头砌死，没有打开的痕迹。我们想从隔壁房间的顶棚进入图书馆，费尽力气，拨开苇席，上去一看，隔墙的间隔一直砌到屋顶。十分沮丧地回到地面。但无意中在关门的时候，发现内开的屋门后面有一个大洞，通往隔壁的图书馆，我们笑话自己的空降计划，佩服打洞的鼹鼠这个洞口开得巧妙。
门窗砌死，没有光线，图书室里面黑洞洞的，我们凭借着火柴摸进隔壁。黑暗中只感觉脚下都是书，显然有人捷足先登了。我们用手在架子上摸书，薄的不要，只捡厚的，划火柴看一眼决定取舍，不要的就随手又扔在脚下。黑暗中，突然听到有动静，心里骤然紧张起来，黑暗不可怕，有人在黑暗里，令人恐惧。踩在书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从来人打开的手电光中，我们认出是一个高我们一级的同学。“好书不多了。”他算给我们打了个招呼。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各自的行动。
我们还是挑了不少好书，我看了很久。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全市中学里是数得上的，这得益于管图书的一个叫任宣尤的老师，记得他是北大或者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没有家或者家在外地，他独自一人住在教学楼的一个楼梯间里，工作很敬业，馆藏书的选择当然很有品位。
以后又进去了几次，但感觉脚底的书越来越厚，好书几乎没有了。不久那个洞被补起来了，补不补意义不大，没有好书的图书馆再没人光顾。
临下乡前，校革委会出了个告示，动员公物还家，我将我拿的那些书还给了学校，记得总务主任说了一句让我欣慰的话：这些书到了你们这些高年级同学的手里才算保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