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网上有人谈起徒步串联，让我想起我的那段经历。
1966年秋，大串联开始了。学生们似乎可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只有北京是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选出的赴京代表才能去的，我当然不够资格。
我的地理知识帮助了我，我开了去天津的介绍信，就顺利地到达北京。在北京住在陶然亭——游泳场的游泳池里，那是首都人民为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临时搭起的棚子，倘若不住在那住在亲戚家里，就安排不上主席的接见。
11月3日，天安门广场山呼万岁的场景我想我的同龄人都记忆犹新，我要提的是在这次接见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红卫兵小将徒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大概也想减轻铁路客运的压力。于是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大乱了。我成立了仅有我一人的组织，制了袖章，树了大旗，占了教室，招兵买马，拉起了长征队。
长征队的名字是“长征第一步”，寓意无外是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路线选择从西安出发，北上延安，过黄河到山西大寨，再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后出关到大庆，称“明知北方冷，偏向北方行”，可谓很经典的路线。队员连上我就五人，提不起来的是五人的家庭出身——一个地主，两个富农，一个职员，最好的是中农。
我最长，那年才十八岁，我不能推却投到我麾下的任何一个人，再者除此他们再没出去的机会了。在到省委接待站换过介绍信后，我就率队出发了。
时值初冬，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常可见到我们这样的队伍——打着小旗，戴着袖章，背着背包，南下或北上。开始我们一天行五六十里，不久就能一天行七八十里了。
记起那时的日子，也单纯无忧，朝发夕宿，走到哪里都有接待站，有时凭拇指按个手印就能吃饭。记得在河北，一日大雪，我们顶风在公路上走，一辆大轿车停下，司机招呼我们上车，我们很高兴地拒绝了。
也有很尴尬的事。如一天路上一队员捡了一只小狗，不忍见弃，带到接待站睡下后，夜半小狗吠吠不止，惹恼了邻舍的“小将”，冲进来，掼将出去，自觉得理屈，我未能保护它。在延安，睡石板炕，前半夜使劲添煤，后半夜炕面把人烙得把被子全垫在身下也不抵事。在河北的一个山路转角处，我们撞见也是步行串联的一对大学生在野合，我们臊得不行，人家却很从容。
在保定，我因跰胝感染，要动小手术，叫队员们先走了，约好某月某日几点在天安门广场见面，我未能走完全程。
我在北京第二次受到毛泽东的检阅，这是他最后一次，他乘着车。
大庆也没去成，中央又发布停止串联的通知。而此后我的串联补课才开始。
回到学校，我一打听，我才知我们是唯一走到北京的一支，其他最远不过只到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