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914年留学归来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创刊时，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目的是“既要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
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时，他与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16位学者共同签署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4年年底，《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陶孟和仍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第二年4月18日，陶孟和在该刊发表文章说：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人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
陶先生还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防害公务的罪名。
紧接着陶先生分析说：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政治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
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文章的结论也很精彩，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里不便引述。
同年5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最后想说的是，十几年以前，我曾经“考”过某省级单位社会学所的负责人，他居然对陶孟和一无所知。可见所谓学术带头人，究竟是什么水平。
2021-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