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是湖南邵阳人。他早年就读于湘潭益智学堂，从17岁起赴美留学，先后在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在南开大学创建了历史系，后受罗家伦邀请，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为此，他受蒋介石和汪精卫多次约见，并提出一系列如今不便表述的意见。
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随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是他弃学从政的开始。在此前后，翁文灏、吴景超等人也弃学从政，为国民政府注入新的血液。
这些朋友离开学界以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事已去矣”。他还对胡适说：近来政府没有明显进步，也与我自己无才有关，如果你和丁文江能够入阁，局势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变。
除此之外，人们对于学者从政也有许多议论。比如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就援引李石曾的话说，蒋“与苏联当局打交道时，缺乏实际外交经验。”另外，在《清华园感旧录》中，有一篇《蒋廷黻宦海沉浮录》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
该书作者鲲西，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是吴景超、蒋廷黻的学生。抗战胜利后，蒋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署长，锟西经吴景超介绍到该署工作，因此这篇文章为了解蒋廷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锟西说：“从政的学者是一种新型的官僚，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进入政界，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某些作风显然和旧官僚以及那时许多国民党党棍有别。”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蒋氏离职演说为例。可惜的是，他只记住其中一句。
这让我想起当年读书时好像见过这方面的内容。经查，相关报道在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版的《观察》周刊上有转载。文章不长，其中“除去党派政治之偏见，而继续为人类服务”的观点，让我眼前一亮，故照录如下——
行署署长蒋廷黻因行政当局之要求，提出辞呈，并于十月五日偕同新署长举行交替仪式。蒋氏曾致简短之别辞如左：
今日举行仪式之主要目的，乃在使各位有机会与新署长见面，而在新署长未致词之前，本人愿略致数言，藉表寸心。年来总署及各分署同仁均曾为行总工作之推行而尽最大之努力，并有不少牺牲，余谨此致谢。行总乃一规模宏大之服务机构，故参加行总工作者必以服务精神为本旨，深盼各位去除党派政治之偏见，而继续为人类服务，若新署长欢迎各位继续参加行总工作，则余深盼各位仍本服务精神，安心工作。李副署长曾与余共同计划行总之工作，今渠既受政府任命，自应继续行总之工作。以余个人而言，政府曾赐予以一为人类服务之机会，今日各位既有为人类服务之机，自应不断努力，新署长工作经验较余为多，对行总工作自可胜任，而其成绩定较余为良好。（十月六日申报）
这是一篇很好的演说：简短、尊严、而有风度。我们重刊这段演说的目的，仅仅是在使我们的读者认识今日中国是如何的需要政治家。一个政治家应当磊落、严肃、无所留恋，并不感情冲动，政治家为人而不为己，为公而不为私，负责任的进，负责任的退。一个政治上的人物，特别在下台的时候，要坦然、宁静，无所怨愤。我们应当提倡这种风度，学习这种风度。
当年《观察》编辑推崇的是蒋廷黻光明磊落、坦然宁静的风度，但我却被他那超越党派、超越国界的为人类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所感动。正因为如此，我对鲲西先生所谓“从政的学者是一种新型官僚”的说法不敢苟同。什么是官僚？官僚是高高在上、无视民谟、以权谋私、为所欲为的官员，即便冠以“新型”二字，也多有贬损之意。因此我以为还是《观察》的编辑说得好，蒋廷黻是“今日中国……需要的政治家”。这种人多了，官场的丑类才会减少，被视为污泥浊水的官场才可能改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当年学者从政的现象，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2021-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