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地震，有关部门说这是1976年大地震的余震。这说法勾起了我的有关回忆。
最早知道这种自然现象，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还没上学，有一天正在院子里玩耍，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有点头晕。这时候大人们一边高喊“地动了、地动了……”，一边让我蹲在院子中间。可见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地震”这个概念。
以后十几年，在我生活的地区，好像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地震。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北方好像进入地震多发的时代。比如1966年的邢台大地震，在短短20天左右，就连续发生五次6级以上的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达到7.2级。
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因为对生活失去信心，所以对地震的危害并不关注。再加上当时正是文革前夕，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毛著运动，成为抗震的精神力量。比如地震发生以后，报纸上宣传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干活，也要带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到了1975年辽宁海城大地震的时候，据说是由于震前有预测，并采取了应急措施，因而大大减轻了损害。不过，由于这次地震发生在2月，再加上地震以后居民们住在极易发生火灾的防震棚内，所以因火灾和冻灾而伤亡的人数高达8000多人。这种人为的次生灾害，给历史留下惨痛的教训。
紧接着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关于这次大地震的情况，无须我再赘述。今天想说的是，那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我的联想和感受。
当年1月8号，周恩来去世，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好像天塌了一样。两个月以后，吉林长白山地区下了一场旷古未闻的陨石雨。据目击者说，当时首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紧接着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然后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散落下来。这一回真的是天塌了。
到了3月底，南方某大学率先悼念周恩来，史称“三·二九事件”。几天以后，北京上百万市民借清明节扫墓之机，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用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写诗词等方式来纪念他。
到了清明节那天，北京民众再次聚集在广场并发生冲突，史称“四五事件”。从那以后，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地点，就从游泳池改到他的书房，这恐怕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
那一年7月上旬，朱德去世。20多天以后，唐山爆发特大地震。这次地震不仅摧毁了整个城市，还波及许多省市。
我当时还是单身，住在太原矿机子弟学校大操场南边的一个由水泥预制板盖的简易房子里。地震发生时，正在熟睡的我没有一点感觉，直到校办工厂值班的两位老师跑过来，才把我从睡梦中喊醒。随后，我决定利用假期乘车南下，寻找出国机会。关于这一经历，我曾在《一路逃票下广州》中有详细表述。
这次南下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在我回来以后不久，哀乐再次从高音喇叭传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哀乐没有像前两次那样非要等到新闻联播，而是在下午四点播出的。随后发生的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言多必失，就此打住。
202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