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初，北京出现反对张春桥的舆论消息，上海各高校又一次酝酿“炮打张春桥”。很快，在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大学里出现许多有关大字报，如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
风云突变，徐景贤他们无暇顾及我们了。4月11日上午徐景贤来到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对我们训话，要我们吸取教训，不要上反革命黑手的当云云，宣布学习班结束，便匆匆离去。
徐景贤一走，我们纷纷迅速离开学习班，赶到复旦等大学看反张春桥的大字报。第二天4月12日上午，造反派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倒张游行，我们也与游行队伍上外滩，上南京路。顿时，上海的大街上到处是倒张的游行队伍和旗帜，声势浩大，大家一起大声呐喊：“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而一直保张的王洪文“工总司”一派人却不见踪影，形势一边倒。我们以为这下张春桥完了，兴奋极了。但到了下午，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组织大批人上街大喊“拥护中央文革”，“拥护张春桥”，“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打倒谁”，见到倒张的学生游行队伍就打，抢过倒张的旗帜就撕坏，看到倒张的大字报就撕掉，形势完全逆转，显然江青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一次口瞪目呆，惶惶然于政治风云的变幻。被张春桥称为1968年的“4.12反革命事变”就此结束。
这次，反张春桥的上海学生组织彻底完蛋，一些大学生头头再次被抓，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上海成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一统天下。我和其他中学生也回到各自学校，因为头顶着“炮打张春桥”的罪名，就老实呆着，等待分配，不再出头露面。
8月份，随着上山下乡大潮，学校里高三年级先分配，我和同学曹振发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班其他同学有的去上海郊区农场，有的分配到上海的工厂、港口。我报名去北大荒，一是那会儿许多年轻人都有一种到远方去干一番革命事业的悲壮情结，喜欢那首诗，不知是谁作的：“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这是浪漫层面上的。另外可以躲开已经惹了不少麻烦的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这时现实层面上的。更现实的，就是对于我家来讲，政策规定也必须走一个，我走，妹妹就可以留在上海。
有意思的是，1968年初办《红卫战报》参与撰写长文《一切为了九大》同时，我还写了一个评论《不平常的春天》，发表时起了个笔名叫“迎春到”。结果后来，我到北大荒先是到黑龙江密山县的855农场，两年后真的到了一个名叫“迎春”的地方，一个位于黑龙江虎林县、中国最东端铁路线上的小镇上的兵团迎春机械厂。在这块黑土地上做工人，当教师，成家，种自留地，整整生活了八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秋离开迎春，离开北大荒，读大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