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荒有时给《兵团战士报》投点稿。1971年春被通知去参加《兵团战士报》的培训班。黑龙江建设兵团司令部在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三层大楼里，下了火车就找到了。培训班有四、五个人，都来自兵团各个基层单位。我们从记者下连队采访调查、写稿修改、编辑组稿、排版拼版、编委会讨论选题，一路学来，挺有内容。培训班好像也有从我们几个人中间给报社物色选拔记者编辑的意思。《兵团战士报》的老编辑有些是从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报》调来的，年龄比我大，三十多岁模样，在我看来很有阅历，很有思想。两个编辑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佳木斯西南的汤原一带兵团农场采访调查，一路上住客店，睡大炕，晚上躺在炕上听他们聊天蛮有意思，甚至让我们很惊诧。
当时路线斗争是个时尚话题，两个编辑一边议论一边推论，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性质取决于实行什么路线，实行什么路线又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因此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抓人的世界观改造。他们很得意，认为这是对世界最透彻的认识了。
但马上，他们对自己的推理又表示迷惑。第一，他们很奇怪地感到，似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已经穷尽了，还有什么可以再探究的？这可能吗？第二，文革就是触及人们的灵魂，抓人的世界观改造，但文革又回到了路线斗争，又转回去了，这不是车轱辘转，循环论证了吗？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不解，我们自然也搞不清。
但他们绕来绕去的讨论，让我触及到对文革内在矛盾的思考。现在当然知道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极左理论遮蔽了人们的视野，忽视了社会发展更深刻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才对我国社会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了一些认识。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路线斗争，要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要发展生产力。
大概是天高皇帝远，他们议论钦定的全国典型大寨。两个编辑都去访问过大寨，他们说，那个地方不是人呆的，一天到晚干活，老百姓没有自留地，没有自己的活动，什么都听大队干部的安排，累得受不了还不敢埋怨；说那些山头搬家，是解放军放炮炸平的，要花多少人力多少钱啊？我们听得口瞪目呆，全国的楷模大寨居然是这样？将信将疑。这时才1971年初，他们的议论已经涉及了大寨运动中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如大寨干部的个人专断、大寨农民缺乏个人权利、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树起来的“先进典型”门面等问题，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违背民心的错误做法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的。
两个编辑还喜欢谈论历史人物。一回他们议论起列宁的家庭生活，说列宁没有后代，与克鲁普斯卡亚生不出孩子，为什么？一定是列宁工作太累了，没劲了。惹得一起躺在炕上的我们这帮小伙子哈哈大笑，他们连忙呵斥我们：小孩子懂什么？瞎起哄！
可见，在那时的思想禁锢下，仍然还有活跃的思维，尤其他们还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单位里，尽管是在边远地区的单位里；思想真的是禁锢不了的，也尽管有的议论显得粗俗。在那个时代革命领袖是被奉为神的，被神化的。但如果涉及到领袖的家庭生活，神就一定会还原成了人，人们就会自然地以常人的模式来看待领袖，这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终究躲不过去的一个软肋。后来看《马克思传》，讲马克思晚年时就被神化，但传记作者说，马克思在他家的保姆眼里，永远是个调皮的男孩儿，爱搞恶作剧的男孩儿，就是个普通人。这时我就会联想起那个在北大荒农场的土炕上听到的粗俗的笑话。这起码是摇晃了一下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吧。
《兵团战士报》培训班后来的写稿、组稿、改稿、编辑，最后发表一些东西，说老实话，仍是死板、八股，逃不出当时的套话官话。还是在那荒村野店，姥姥不管，舅舅不打，思想活跃了不少，让我获得启迪，帮助我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谢谢那两位爱思考的编辑。
